來源:華爾街日報
日期:2013/05/24 14:58
不同於美國和德國，歐洲在結成政治聯盟之前就創建了貨幣聯盟，這樣做打破了歷史慣例，但也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同時還是貨幣聯盟內部關係處理機制破裂的寫照。而歐元區的未來也將取決於這些機制能否以及如何重新打造。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Harold James上週在慕尼黑出席一次會議時表示，歐元區17國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其巨額債務。
他表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債務要麼是政治毒藥，要麼就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所說的凝聚向心力的粘合劑。他表示，對於歐元區來說，這兩種後果都可能存在。
這位英國出生的歷史教授為我們講述了兩場革命的故事：1688年發生在英國的所謂“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第一場以和平和促進繁榮告終，第二場則充斥著暴力和毀滅，其結果是法國社會在此後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一直落後於英國。
透過上述兩種終結專制王朝的方式，我們看到的是應對債務問題的兩種不同思路，不列顛人為反抗斯圖爾特王朝(the Stuarts)統治的起義探索了一條處理債務問題的全新途徑：預算由代表全體人民的議會投票決定，而人民為政府產生的所有債務負責。
儘管原則性問題用了18世紀整整一個世紀才最終落實，但這一做法限制了奢靡宮廷生活的肆意揮霍，也制約了無謂的軍事犯險。最終，個人破產不能影響國家的理念深入人心。
對於法國來說，18世紀則是另外一番景象：政府一再破產迫使債權人不得不反復削減債務利息和延長債務期限，政府最終於1770年出現債務違約。在為捲入美國獨立戰爭付出高昂代價後，法國上層社會下決心改變這一切，但是在1787年，政府再度出手救助了在一項投機性機制中蒙受損失的投資者。由於救助規模遠非法國稅收所能承擔，政府最終通過沒收個人資產來償還自己的債務，進而加劇了社會矛盾。Harold James表示，一句話，是不願違約的原則造成了後來的法國大革命。
從英國的事例來看，在債務問題上絕不食言是與發展法律安全體系、民選政府和現代民主相關的一個重要原則。而在法國，政府承擔了太多債務，隨後又不惜一切手段償還債務的做法導致政府信用掃地。和英國不同的是，在當時的法國，私人債務和政府債務之間沒有劃分明確的界限。
從表面來看，上述兩種性質的債務問題在當前這場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中都有體現。通過限制公共債務和讓私營領域投資者承擔適當的風險，德國視自己為提高政府信用的一攬子原則的堅定捍衛者。而希臘等其他一些成員國則視違約為家常便飯，據哈佛經濟學教授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的統計，希臘在1829年獨立後有一半時間處於違約狀態。
但事實的真相在於，德國也曾一再違反紀律，據Reinhart和Rogoff，德國在其相對短暫的歷史中曾經有八次違約。無論怎樣，債務處理文化的碰撞給債務危機的解決設置了障礙：德國強調各負其責，而其他國家則希望自己的債務負擔由其他、特別是那些富裕國家共同分享。那麼該怎麼辦呢？
在這裡，Harold James從歷史角度出發，為我們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經驗教訓：
第一：當斷不斷會導致錯誤的選擇和政策癱瘓。
第二：當涉及到財富和收入分配時（就像今天南歐和北歐所面臨的那樣），找到解決危機的明確答案要愈加困難。
第三：當圍繞經濟的爭論被用來證實一體化的合理性時，對問題的解決將變得更加困難。這意味著當經濟增長陷入停滯時，推進一體化的可信性將蕩然無存。
James表示，歐元區需要原則，但應該靈活運用。他表示，貨幣政策需要更加靈活，為避免未來泡沫滋生，可以針對不同地區的銀行實施不同的審慎原則。
他同時表示，政治領域也需要更大的靈活性。為防止可能破壞貨幣穩定的財政政策的蔓延，有必要建立一個連貫而穩定的政治框架。他表示，解決辦法之一就是將國家排除在這一框架之外，他建議設立一個全歐範圍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允許個人的福利能夠隨其本人在歐元區內部的遷移而轉移。
他表示，這樣做將有助於化解有關財富從北歐向南歐轉移的爭論，並且能夠為對抗危機和防止經濟增速過猛提供一個自動穩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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