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華爾街日報
日期:2016/10/19 16:32
同往常一樣，此次美國總統大選的兩位候選人也向公眾許下了一堆諾言。不用說，他們倆都許下了提振經濟增速的承諾。現在美國經濟要達到每年2%的增速都不容易，而兩位候選人卻要我們相信，他們有辦法讓經濟增長率達到3%、4%，甚至5%。
在這次讓人失望的大選中，兩人拋出的所有諾言裡，提振經濟增速的承諾恰是最難兌現的。明年入主白宮的那個人會很快發現，總統的政令沒辦法激發生產率的增長，而生產率提升恰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所以，我們最好明智地接受這一事實：美國的經濟表現其實並不糟糕，現在這樣才是正常的表現。
縱觀歷史，經濟的飛速增長並非常態，而是例外。不僅美國如此，在過去兩個世紀裡，從瑞典到日本，所有發達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其年復合增長率都只有1.5%-2%左右。當然，在有些年份要高一些，人們對此念念不忘；而在很多年份則要低很多，人們對此選擇忘記。但是，這種並不值得興奮的平均增長數據告訴我們，在歷史長河的大多數時間裡，人們的收入要想翻一番，需要用長達40年的時間。
但這依然是十分可觀的進步。以富裕國家大約為80歲的人均壽命計，這意味著，一個人生命終止時的人均收入已是他剛出生時人均收入的四倍。但如果是將相鄰兩年的數據進行對比，那麼因為收入提升而帶來的生活水平提升則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雖然數據顯示生活在改善，但是一般家庭卻很難為此歡呼雀躍。
如今的人們並不滿足於40年翻一番的經濟增長速度。美國民眾期待的是經濟強勁增長，慢吞吞的可不行。民眾之所以有如此期待，是因為他們不太受真實卻枯燥的經濟數據所影響，但卻被歷史上那段非同尋常的經濟騰飛時期吊高了胃口：從二戰結束不久開始的四分之一世紀裡，出現了空前並且至今絕後的超高速經濟增長，這一本屬特例的表現卻成了民眾心中的常規期待。
1945年盟軍勝利之後，出現了經濟混亂局面。1946年，法國的農產品產量下降到了戰前60%的水平；德國幸存下來的工廠有許多被蘇聯作為戰爭賠償遷走；而美國、日本和歐洲戰時為集中調用物資和平抑通貨膨脹所強制實施的物價和工資控制政策，在戰後立即激起了一輪輪抗議熱潮。日本和大多數歐洲國家不能進口煤炭和谷物，使得工廠難以運轉，糧食出現短缺。那時候，世界的前景是那樣慘淡。
到了在1948年上半年，騰飛之火開始點燃。1月，佔領日本的美國官員宣布，改變削弱日本的策略，轉為扶持、重建日本經濟。4月，杜魯門總統簽署馬歇爾計劃。6月，英法美三國在德國的駐軍機構宣布發行新貨幣──德國馬克，從而終結了蘇聯削弱德國經濟的企圖。
還是在這幾個月裡，蘇聯在歐洲降下鐵幕：他們破壞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並冒著爆發核戰爭的風險封鎖了西德通向西柏林的水陸交通。蘇聯把自己圈了起來，反而削弱了它幹預西歐經濟復興的能力，蘇聯及其盟友們給世界其他地區的提供了復蘇的良機。
此時，經濟不只是在增長，而是在飛躍。從1948年到1973年這四分之一個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速的時期。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有成千上萬的人從貧窮走向了此前不敢想象的富足。
在這段超速增長時期剛剛開始的時候，美國的農場上還有200萬頭驢在負責耕地，西班牙的家庭主婦們購買橄欖油還需要憑購貨証，東京一個普通的三口之家還需要讓一個車位大小的空間同時發揮廚房、餐廳、起居室和臥室的職能。短短幾年後，上千萬個家庭購買了屬於自己的住房，高中教育全民普及，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社會保障項目使民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安全感。
那些曾以為自己注定一輩子要做佃農的阿拉巴馬人，那些以為自己要當一輩子制鞋匠的意大利人，遇到了從來沒有想象過的機遇。法國把這段時期叫做“光輝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德國稱之為“經濟奇跡”(Wirtschaftswunder)，日本最直白， 稱之為“高速經濟發展期“，而在英語國家，則普遍稱其為“黃金年代”(Golden Age)。
許多國家自1920年代以來，第一次迎來了一段經濟持續增長的時期。其背後的原因，除了壓抑已久的需求得到釋放以及戰後嬰兒潮的助推外，更主要的則是全球范圍內前所未有的生產率增長，正是它讓黃金年代成為了可能。在這25年裡，平均每小時工作的產出量在美國和加拿大翻了一番，在歐洲增長了兩倍，在日本增長了4倍。
眾多因素共同促成了這一成就。在全球各地，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得到大幅改善。而隨著無數此前從事畜牧業和種植業的農民來到工廠和建築工地，他們創造的經濟價值也顯著提升。新修的高速路使得卡車司機們能夠駕駛著大型車輛長途奔馳，提升了交通運輸領域的生產率。反過來，道路交通的改善，又使得農場和工廠得以突破地域局限，在更廣大的范圍內銷售自己的產品，由此引發的增產需要又使他們拋棄了手工生產，轉向機器生產，以更低廉的成本生產出更多的商品。而六輪全球關稅談判，則讓跨境貿易海量增長，由此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又進一步促使制造商提升效率。
更重要的是，科技創新讓人們生產出了新的產品，還使生產的過程變得更為簡單。比如，1940年代末時，在西歐和日本，電話依然稀有和昂貴，但到70年代時，電話已經無處不在。
這樣的經濟成績，剛開始出現時還被視作奇跡，但人們很快便習以為常。經濟的爆炸性增長年復一年地持續。澳大利亞、奧地利、丹麥、芬蘭、德國、意大利、日本、挪威、瑞典──都經歷了這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經濟騰飛。
失業問題也消失了，經濟波動仿佛也已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在美國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沃爾特•赫勒，以及在1966年至1972年擔任西德經濟部長卡爾•席勒，都曾告訴公眾：在高明的治理下，經濟衰退已經成為了歷史，我們有太多理由期待這樣的經濟狀況會持續下去。
但是，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敘利亞進攻以色列，贖罪日戰爭爆發。歐佩克中的阿拉伯國家為表示支持，將油價翻倍，並切斷了向荷蘭、葡萄牙和美國的石油出口。
不過，這場石油危機的意義遠不止於迫使西方國家關掉室內恆溫設備，也不止於幹擾石油的供應。它沖擊了全球的經濟。在此影響下，世界各地的政治家都把能源安全提上重要議事日程。美國打響了一場能源獨立保衛戰，政府制定出能源效率標準，建立了戰略石油儲備，在太陽能利用及核聚變研究方面投入巨資，並推進了能源價格的去管制改革。但是，給全球繁榮帶來終結的卻並非油價，而是一個被油價喧囂掩蓋了的更根本問題：生產率的增長陡然減緩。
生產率增速驟降的後果很嚴重。完全就業消失了。直到24年之後，美國的失業率才再次回到1973年末期時的低點。法國、德國和日本則再也沒有出現過黃金年代時極低的失業率。從石油危機發生直至20世紀結束，28個富裕經濟體的失業率平均為7%左右。
據英國已故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說，全球經濟在1951年到1973年這段時間，平均每年以4.9%的速度增長，而此後直至20世紀末，全球的平均經濟增速僅為3.1%。富裕經濟體增速的放緩更加突兀，其民眾收入開始以龜速增長，而且增速的放緩動搖了福利國家的財政根基，使得普通家庭的穩定感煙消雲散。
1970年代的各國領導人知曉，或者說自以為知曉如何運用傳統的經濟調節方式──調整利率、收稅、財政支出──來讓經濟恢復健康。但是若想拯救不斷下降的生產率增速，很遺憾，他們的工具箱裡空無一物。
當經濟的掌控者和央行高層都無力穩住經濟時，選民就會向右轉。1976年的大選中，瑞典社民黨自大蕭條以來第一次敗選。英國的撒切爾夫人、美國的裡根、西德的赫爾穆特•科爾這樣的保守派政治家席卷政壇，他們承諾，通過市場自由化和小政府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的頹勢，刺激生產率提升，並恢復經濟的快速增長。
但是結果証明，這些領導人的政策，無論是去管制、私有化、降稅率，還是平衡預算以及實施嚴格的貨幣政策，在提振生產率方面，並不比其前任實行的大政府政策更有效。一些人堅稱，這一波保守主義革命催生了一輪經濟振興，但事實恰恰相反：在撒切爾夫人治下，英國的生產率提升速度，比壞事連連的1970年代還要慢得多，而裡根的供給側稅制改革，也沒有帶來生產率方面的進步。即使一些國家看上去抑制住了生產率的滑坡，比如日本，但那也只是暫時性的。幾年後，他們同其他國家一樣，陷入了生產率增長低迷的困境中。
這場全球性的生產率增速下降應該如何解釋？有一些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成千上萬的農民離開農場去往城市，這帶來的紅利只是一次性的，難以復制。1950和1960年代的全民教育普及，使得發達國家幾乎每個人都能接受高中教育，不少人能上大學，但是教育水平要想再進一步就很難了。高速公路在建成之初給生產率帶來的提升，也遠非後來的道路拓寬、續建等工程能夠相比。
但原因不止於此，從歷史上看，生產率的提升總是斷斷續續的。創新誠然能夠提高生產率，但是對於如何刺激創新我們卻知之甚少，而且也完全無法預測究竟哪種創新能導致生產率的提高。
另外，一項科技創新出現後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帶來生產率的提升，人們也無法預知。愛迪生1882年便在曼哈頓下城亮起了電燈，但在1920年代之前，電氣化都未對美國工廠的生產率帶來多大的影響。計算機在二戰時便已研發出來，在1970年代時便已經在商業中得到了廣泛運用，但是直到1987年，經濟學家羅伯特•索羅都還敢如此揶揄：計算機時代幾乎無處不在，但就是在生產率統計數據中找不到。
我們總以為，人們知道如何去改善這一切，總以為政府可以通過一些秘訣，讓經濟以高於常態速度增長，這種想法非常誘人，但是政府除了紙上談兵之外，很難對生產率的增長有所作為。在一些低稅率國家，生產率確實增長迅速，但在一些稅率極高的國家，生產率也同樣實現了快速增長。有的地方，有些時候，大幅放寬政府監管確實導致了生產率的顯著增長，但換個時候、換個地方，這種做法的效果卻可能適得其反。還有觀點稱，自由市場、小政府比大政府、強政府更利於生產率的增長，但卻沒有數據可以支持這種觀點。
我們應該得到的教訓是：對於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長期滯漲”的經濟表現，更準確的叫法應該是“常態發揮”。在大多數時間裡，在大多數經濟體中，收入的增長都是緩慢的，生活水平的提升都是一點一滴實現的。黃金年代那些異乎尋常的體驗，讓我們在創造就業、提升收入和實現穩定增長方面，對政府的能力有了不切實際的期待。
黃金年代1973年便已消失在石油運輸管道之中。然而自那以後，每一個發達國家的領導人都堅稱，只要政策對了頭，就能重新找回那些快樂時光。在他們的長期“洗腦”下，選民們也以為政治家能夠帶來超越平凡的經濟增速。但人們終會發現，現實令人失望。
（本文作者Marc Levinson曾擔任《經濟學家》雜志財經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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