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瀧田洋一
從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開始，經過廣場協定，再到日美構造協定，那以後，日本的貨幣外交就踟躕不前了。這個過程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國方面一直在想方設法控制新興的日本。從金融與貨幣這個角度去觀察，美國實現了東京金融市場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減輕了基準貨幣美元的負擔。
二戰以後，日本白手起家，度過了尼克森衝擊和兩次石油危機，到1980年代確立了自己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到1980年代中期成了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場和經濟體制上，日本還殘留著「趕超世界先進水準」的遺跡，於是這裡就成了日美博弈的舞臺。
二戰後，強大的美國發動了越南戰爭，戰爭是個標誌，美國的經濟從此出現了問題。為應對1970年代以來的通貨膨脹，美國採取了劇烈的金融緊縮政策，到1980年代初期，美元過強使美國產業界的國際競爭力迅速降低，對日本的貿易赤字顯著擴大，招致了議會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對日政策一直在變化著。從用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的手段來調整高位美元（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針對個別市場的開放談判（Moss協定），用干預手段和宏觀政策協作來調整美元的升值（廣場協定），甚至最後要求改變日本的企業行為和行政方法（日美構造協定）。
一連串的貨幣談判波及了外匯市場，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使日本經濟狀況發生了整體改觀。在1985年9月廣場協定以前，日元行情為一美元兌換242日元，到1988年01月的時候，日元最高曾達到一美元兌換120.45日元。兩年多的時間裡，日元升值了一倍，或者說美元貶值了一半。結果1980年代後半期，日本的股市和樓市出現了泡沫，進入1990年代，泡沫破裂了。
美國控制經濟大國日本——「廣場協定」與日、美、中
跨過1980年代泡沫經濟的產生和破滅的日本正按自己的道路前進。這時它的旁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經濟體，就是中國。日本的故事對中國會有所啟示。美國控制經濟大國日本從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開始，經過廣場協定，再到日美構造協定，那以後，日本的貨幣外交就踟躕不前了。這個過程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國方面一直在想方設法控制新興的日本。從金融與貨幣這個角度去觀察，美國實現了東京金融市場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減輕了基準貨幣美元的負擔。
二戰以後，日本白手起家，度過了尼克森衝擊和兩次石油危機，到1980年代確立了自己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到1980年代中期成了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場和經濟體制上，日本還殘留著「趕超世界先進水準」的遺跡，於是這裡就成了日美博弈的舞臺。
二戰後，強大的美國發動了越南戰爭，戰爭是個標誌，美國的經濟從此出現了問題。為應對1970年代以來的通貨膨脹，美國採取了劇烈的金融緊縮政策，到1980年代初期，美元過強使美國產業界的國際競爭力迅速降低，對日本的貿易赤字顯著擴大，招致了議會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對日政策一直在變化著。從用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的手段來調整高位美元（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針對個別市場的開放談判（Moss協定），用干預手段和宏觀政策協作來調整美元的升值（廣場協定），甚至最後要求改變日本的企業行為和行政方法（日美構造協定）。一連串的貨幣談判波及了外匯市場，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使日本經濟狀況發生了整體改觀。
在1985年9月廣場協定以前，日元行情為一美元兌換242日元，到1988年01月的時候，日元最高曾達到一美元兌換120.45日元。兩年多的時間裡，日元升值了一倍，或者說美元貶值了一半。結果1980年代後半期，日本的股市和樓市出現了泡沫，進入1990年代，泡沫破裂了。1980年代日本與美國的經濟摩擦，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和貿易相並列的金融，而負責談判的兩個部門則是日本的大藏省和美國的財政部。大藏省因為掌管預算決定權，在日本政府的行政機構中傲視群雄，而這個時期的藏相基本都由竹下登、宮澤喜一、橋本龍太郎等後來成為首相的實力派人物來擔任。
美國實行總統制，行政部門的力量根據政府的狀況而變化。在雷根政府裡，里甘、貝克都是實力派的財政部長，財政部也因此增強了力量。尤其是貝克被稱為「大管家」（行天豐雄語），他和心腹達曼搞了很多這樣那樣的策劃。
廣場協定以後，為解決累積債務問題而實施債務戰略，根據經濟指標進行政策協助，羅浮宮協定推出了匯率目標區的主張。為尋找回美國經濟的輝煌，貝克不斷打出連環炮的同時，也試圖由美國來主導，重新組織起世界經濟的運行。而他最大的靶子，就是興起的經濟大國日本。金融市場成了主戰場，大藏省的事務官員也急忙建立起和美國的交涉體制。因為在美國政府內，財政部的立場強硬，地位鞏固，所以強化和財政部的關係，大藏省也能變得強大——這就是「大藏省財政部組合論」。大場智滿財務官和駐美公使內海孚都是這麼想的。
當時和現在不一樣，還沒有互聯網等先進的通信工具，駐華盛頓公使負責交涉的視窗以及資訊的傳送，地位非常重要。在日美間日元美元協定和廣場協定的起草過程中，美國方面把重要意見內容告訴駐在公使，也從駐在公使處得到日本方面的反應和建議。藏相和財政部長也通過公使相互往來親筆書信，對雙方的協定內容進行推敲。那個時候，還是應該注意副部長斯普林克爾、副部長助理瑪律福德等財政部官員所建立的直接交談視窗。
從官員的級別上看，財政部的要員會見日本的公使，交換意見，其背景就是日本經濟的興起。現在，隨著中國的興起，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親自出馬，頻頻訪問北京，在日本人看來，這樣辛勤的身影似曾相識。日本貨幣管理部門的官員和美國同行建立起個人之間的信賴關係。作為歷任的財務官，大場和行天、內海等同瑪律福德、達拉拉等談判對手就是這樣做的。在日本經濟蒸蒸日上的時代，這樣的交往管道起到了熱線的作用。
美國重視日本牌，是1980年代貨幣外交的重要特徵。1971年尼克森衝擊是美國發表單方面的通告，而決定日元升值的史密森協定，事實上是美國和歐洲之間的協定。與此相對，1985年的廣場協定美國首先鼓動的是日本，而竹下和大場作出了回應，廣場協定戰略開始啟動。貫穿於整個1980年代的美國貿易赤字以及日本貿易盈餘成了一個問題，而美國在廣場戰略的準備階段則謹慎地避免只把日本一個國家放到被告席上。貝克先著手和歐洲進行交涉，然後推行經濟政策使日元升值，整個日本為之震動，真是高超的外交手段。
根據以上各點，讓我們總結一下廣場戰略。瑪律福德和大場開始進行廣場協定的磋商，1985年07月23日在巴黎的羅萬塞爾蒙索酒店展開會談，美國方面在會談前展示的議題中有「（政策協定）制度化」字樣。達拉拉向日本方面做出了說明：「我們的會談目標是，要比G5財政部長會議更頻繁，注目於更重要的經濟問題。」
G5會議是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不公開地交換意見的場所，貝克認為，「只是單純的聚會沒有什麼意義」。瑪律福德則主張「如果日美之間就一攬子政策達成一致，就立刻擴大到G5的範圍」。他們開始了奮鬥。
用聯合干預的辦法遏制市場對美元的看漲。廣場協定前的行情是一美元兌換240日元左右，而進入1986年以後突破了一美元兌換200日元，但是當初期待的用調整匯率的方法來修正對外收支的不平衡，則基本沒有實現。因為發生了「Ｊ曲線效應」，日元升值美元貶值的速度超過了實際出口的速度，用美元來計算，日本的出口額不降反升。1986年日本的出口額用日元計算是35.3兆日元，比上一年減少了16%，但是如果用美元計算的話，則是2,092億美元，增加了19%。當時的副財務官近藤健彥是這樣認為的，「美國已經習慣於使用基準貨幣美元，所以對這個問題沒有深刻的認識。」即使是日元升值美元貶值，美國的經常赤字也並沒有減少。
焦急的貝克從1986年春天開始，反覆進行美元貶值的口頭干預，要求日本和歐洲擴大內需。日本陷入了日元升值綜合症，防止日元升值成為日本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泡沫就是長期實行金融緩和政策的產物。籠統地看，廣場協定以後的日元升值，造成了生產基地從日本更迅速地向亞洲其他國家轉移。這種轉移態勢也是中國經濟興起的原因之一。
美國為什麼能夠這樣反覆地操弄日本的經濟？這是因為，雖然日本和美國的經濟關係是相互依存的，但是不能忽略二者的不對稱性。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遠比美國經濟對日本的依存度要高。「對美依存度」的意思是，以美國的最終需求為目標的部分在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比例。1985年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達到5.15%，而在美國的GDP中，最終滿足日本需求的部分即「對日依存度」不過是0.61%，日美經濟相互對對方的依存度，日本高達美國的8.40倍。（資料來源：通產省《1990年日美國際產業關聯表》）
即使是在廣場協定以後，1990年日元大幅升值，在兩國經濟相互對對方的依存度方面，日本仍是美國的3.50倍，日元升值造成了出口下降，1990年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為3.18%。雖然美元貶值，美國對日本的出口增加，但是美國經濟對日本的依存度仍僅停留在0.9%。美國終於發現，在廣場協定以後，即使是日元升值了，但還是沒有解決自己貿易赤字的問題，可以把這理解成為日美構造協定的背景。
與此相關聯，應該關注日本的主要產業對美國的高度依賴。汽車行業對美依存度為19.1%，電器、電子行業是14.9%，電子通訊行業是12.9%，其他儀器行業是12.3%，其他電機產品行業為10.0%，這就是1990年的形勢。（資料來源：通產省《1990年日美國際產業關聯表》）
日本汽車近兩成依賴於對美國的出口，所以對美國的要求不得不忍氣吞聲。日本企業過度依賴美國市場，得到利益的同時或許要在政治上付出代價。沒有美國，日本的經濟就不可能獲得發展，而沒有日本，美國經濟也仍然不會出現什麼問題。這就是非對稱性依存的核心。
開發主義的成熟與崩潰
面對一連串的政策運作，美國對日施加壓力遭到了日本國內越來越多的指責。有人指出，「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是開端，經過了堪稱改造日本的日美構造協定，現在終於惹出亂子，美國要求日本進行制度改革了。」
的確，美國不放過任何一個對日本施加壓力的機會。這時候應該特別注意美國對官員的行政任命制度。「一旦交涉有了‘成果’，他們就記到自己的功勞簿上，引以為驕傲。我猜他們的工作業績和生活水準密切相關。」日元美元委員會的成員大須敏生這樣說。
大須舉出了瑪律福德的一個例子。「他本來是在歐洲市場從事日常商務工作的老手，碰巧那幾年被提拔成政府官員，這樣就坐到談判桌前了」。而與此相對，日本的官員則具有相當的行政連續性，正像本書所指出的這樣，雙方在談判過程中發生了各種各樣的齟齬。歸根到底，是日本成了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日美間無疑要經過一些利害關係的調整。中心問題就是如何重組日本的經濟體制。
二戰後的日本處於「開發主義」的體制之下，把人力物力財力都分配到重點領域，將趕超歐美作為目標。換一句話說，就是對外實行門戶閉鎖，讓出口企業的機器滿負荷運轉，以製造業為中心提高國際競爭力，使經濟得到了高速發展。在金融方面，人為地實行低利率政策和護航船隊的方式。（池尾和人《開發主義的失控和保守》）
日本是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就這樣被迫改變了自己的經濟管理體制。1983～1984年間的日元美元委員會和1989～1990年間的日美構造協定，美國方面的主張驚人地相似。前者要求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後者要求行政管理和企業行動要按照市場原理進行，以此改變對外實施門戶閉鎖的日本。經濟結構的改變通常都伴隨著痛苦。現在經濟泡沫破裂後，經濟調整的劇痛更是一言難盡。一些指責美國對日本施加了過多壓力的人認為，如果美國不提過分要求，日本的行政管理和企業經營仍然繼續與外部隔離，1990年代以後或許能好辦一些。
但是應該看到，「開發主義」的經濟運營遲早會碰壁。企業資金需求的降低和資金的剩餘，是日本經濟增長失去方向的象徵。本來在1980年代中期，日本就應該徹底放鬆經濟管制，實施結構改革，促進民間的商業活力。在1986年發表的《前川報告》中，雖然把擴大內需作為目標，但土地擁有者和農業保護團體等既得權力群體依然過於強大。通過財政金融政策來刺激內需是壓縮經常盈餘的有力手段，但在股市樓市的價格暴漲、都想軟著陸的時候，基本沒有聽到這樣的主張。
金融機構做了各種各樣的嘗試，1980年代後半期不動產的價格開始回升，金融機構走上了一條最簡單的道路，就是不動產的融資。企業對銀行的資金需求開始下降，金融自由化引起了經營者的焦灼，產生了泡沫。大企業開始疏遠銀行，銀行的資金找不到利用場所，出現了過剩，之後就進行不動產的相關融資。這進一步助長了資產價格的暴漲和信用的膨脹。日本長期信用銀行副總裁水上萬里夫在回顧「長期信用銀行和泡沫」的關係時，就是這樣的觀點。（鹿島和平研究所叢書《克服平成大蕭條》所收）
水上副總裁拍板的銀行第五次長期經營計畫，是以投資銀行，即以證券業為中心的銀行作為經營目標，這套經營計畫從1985年開始實施，嘗試改變業務重點，從傳統的企業貸款向不動產相關融資的方向傾斜。
1980年代中期，間接融資加速轉變為直接融資，「以前主張傳統銀行業務的主流派開始擔憂自己的飯碗，有強烈的危機感」。所以，「一旦地價開始上漲，就向不動產、建築、流通等領域快速注入資金。」
第五次長期經營計畫的實施縮短了一年，1989年就開始履行第六次長期經營計畫。該計畫「支援迅速成長中的不動產業」。在制定第六次長期經營計畫的時候，長期信用銀行進行了經營諮詢。這家有名的諮詢公司提出的建議和銀行自己的觀點基本一致。銀行為儘快完成對融資的審查，沒有把審查任務交給一個獨立的部門去做，而是派給了融資部門中的一個輔助部門，這項工作超出了具體營業單位的許可權。
「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泡沫時期喪失了審查機能。」水上認為，「對各個案件的審查能力變得低下，各種審核失效的同時，關係企業、關係公司所承擔的監理工作也就變得曖昧了。」
這樣的問題是當時大多數金融機構所共有的問題，從金融機構的角度看，間接融資的商業機會減少了，不動產關聯融資開始展現出魅力，於是對不動產領域的傾斜就如同雪崩一樣。
四處彌漫的陶醉感及其反作用
還有一點，就是當時整個日本彌漫著的陶醉感也使泡沫迅速膨脹。早稻田大學的西村吉正教授曾擔任大藏省銀行局局長，1995年負責處理住宅金融專門會社（住專）的善後問題。他認為，「1980年代後半期，經濟繁榮帶來的自豪感助長了泡沫的形成。」
從1985年的廣場協定開始到1987年，日元雖一直保持著升值態勢，可人們還是開始感覺到了蕭條的魔影。但因為有股市和樓市泡沫的幫助，日本克服了日元升值所造成的蕭條，1988～1989年間空前高漲的自豪感覆蓋了整個國家。經營者和投資家普遍認為日本經濟可以克服一切困難，所有的人都豪情萬丈。接著就是泡沫的破裂。
造成泡沫破裂有幾個原因，最直接的導火線就是長期以來一直實行的寬鬆的金融政策，可現在反過來實行急劇的金融緊縮政策。日本銀行從1989年05月開始轉入金融緊縮，到1990年08月，一共五次上調利率，法定利率從2.5%上升到了6%。日本銀行在三重野康總裁領導下，幾次上調利率對泡沫的破裂有著重要意義。股市泡沫的破裂發生在1990年年初，其轉捩點與那些專家的預料大相徑庭。
我想起了1990年的新年調查（《日本經濟新聞》1990年1月3日）。對日經平均最高值的悲觀預測也達到了41,000點。雖然沒有揣測到泡沫的破裂，但難以判斷的是它和經濟景氣的關係。1990年年初，過半數的人預測經濟增長率為4.5%，而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和股市似乎沒有什麼關係，高達6%。
「股市嘛，我當時沒有很關注，倒是暴漲的地價令我擔心。這麼漲上去，行嗎？」當時的藏相橋本龍太郎這樣說，「只要有不動產作擔保，銀行不管多少都給融資，我認為這不正常。」
即使是股價開始下落的時候，土地的信用還是持續膨脹到了1991年。因為輿論猛烈抨擊地價暴漲的現象，在股市轉而下行的1990年03月，日本對不動產相關的融資開始進行總量上的管制。加上日本銀行開始實行金融緊縮，泡沫戰線開始走向崩潰了。那時候的經濟景氣持續擴大到1991年02月，當時主流觀點就是「股票市場和實體經濟是分離的」。1991年08月，東洋信用金庫偽造存款證明的事情敗露出來。飯館的老闆娘居然能使股票交易市值如此膨脹，大量的資金消失得無影無蹤，在泡沫破裂的時候，這樣的怪事層出不窮。
橋本回顧此事時說，「當初就應該讓他們倒閉，但是也有很多其他有問題的中小金融機構參與進來，根本就是法不責眾了。」
1991年秋季以後，大家都確實地感受到了經濟的減緩，1992年春天，股市開始了又一輪下跌，這時銀行才發覺他們在泡沫時期的不動產融資過大，產生了不良債權的問題。
宮澤在《我的履歷書》中，這樣寫道：我在輕井澤度過了暑假。接著到了1992年08月18日，股票平均價格眼看就要下跌到14,000點了，我想，如果股價降到這種程度，「不採取什麼對策的話怎麼也說不過去。我於是給日本銀行副總裁三重野康掛電話：「如果跌破14,000點，我就回東京。我回去後讓市場停市，如果停盤了你能給我給我提一些好的建議嗎？」
三重野聽了之後回答說：「明白了，請不要擔心。」
但是我對這種危機的根源懷有深深的恐懼。08月30日，我在自民黨的輕井澤支部做演講，第一次談到了動用國家公共資金。我表示可以建立一個收購擔保不動產的公司，如果有必要，「不會吝嗇公共資金的參與」。但是，包括傳媒在內，誰也不支持我。任憑我怎樣努力，還是沒有動用公共資金的環境。後來在國會接受質詢時，有人指責我：「那時為什麼不動用公共資金？」我只好回答：「我做過這方面的嘗試，但是沒有成功。」政府也好民間也好，對當時不良債權的實際狀況都不是很瞭解。以為只要硬撐著，股價和地價還會上去。這樣的樂觀論處於支配地位，結果就是處理不良債權為時過晚——不良債權的問題貫穿了整個1990年代，成為日本經濟的沉重包袱。
日本在1980年代保持了4%的潛在增長率，然而到了1990年代末，已經下降到1%了。金融機構被不良債權所拖累，信用的仲介能力下降，而企業被設備、雇傭、債務的三重過剩所壓迫，這些都是增長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自有資本規定也使日本緊張。BIS規定，銀行的自有資本要占到貸款等風險資產的8%以上，在引進這條規定時，日本要求，銀行保有的股份隱含收益的45%要計入銀行自有資本裡，BIS同意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在股價垂直下落的情況下，隱含收益消失了，自有資本不足以及處理不良債權的成本上升，在1980年代後半期曾橫掃國際金融市場的日本的銀行，被逼到了牆角。
尋找問題的根源，也不能漏掉國內外政治環境的變化。冷戰結束，蘇聯這個敵人消失了，1993年上臺的民主黨克林頓政府把日本當成經濟方面的競爭對手，為保持美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對美元的貶值採取放任態度。克林頓就任總統時，一美元約合120日元，到1995年04月時，一美元合79.75日元，突破了80日元大關。在日元暴漲的情況下，日本製造業的生產基地最初是向東南亞，後來向中國轉移，產業的空洞化越來越嚴重。
從宏觀政策的角度看，公共投資的擴大、減稅等財政政策，以及日本銀行所實施的金融緩和，從某種程度上抵消了日元升值的作用。在1980年代後半期，日元升值造成的通貨緊縮能夠和股價地價的上升相互促進，可是到了1990年代，股價下跌、地價下跌，資產縮水使經濟的齒輪向後旋轉了。日元升值股價下跌形成的惡性循環困擾著整個日本。儘管日元升值帶來緊縮效果，可是日本仍然恪守著日美構造協定的緩和管制路線。不動產稅抑制著地價，大型店鋪的擴張限制正在逐步取消，企業和銀行的相互持股正在解除。在進入1990年代以後，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的金融自由化課題仍在取得進展。管制的緩和有利於創造新的需求，能夠擴大經濟，但是另一方面，供給的增加進一步加大了通貨緊縮的壓力。
1990年代泡沫破裂以後，日元升值的速度超過了經濟基礎條件，因此，通貨緊縮的效果超過了緩和經濟管制創造需求的效果。布希政府的財政部副部長泰拉曾為「日本仍在沿著構造協定的路線前進」感到驚訝，這件事其實具有象徵意義。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直到小泉上臺，整個1990年代，每當經濟惡化就增加公共投資，結果構造協定所要求的10年內430兆日元的公共投資居然超額完成了。其後果就是日本在所有發達國家中，擁有最差勁的財政赤字。
經濟政策的反覆也導致了泡沫破裂後的長期停滯。竹下政權因利庫爾德事件而失足，1989年參議院選舉，自民黨的席位沒有達到半數，從那以後，自民黨在政治上就陷入了機能不全的局面。儘管海部政權誕生了，但真正的決定權還是掌握在竹下派手裡，結果權力的台前和幕後不相一致。
日美兩國就構造協定進行會談的時候，美國駐日大使阿馬科斯特對金丸信和小澤一郎的拜訪也具有象徵性。日本即使在貨幣外交方面，也是表裡兩層皮。尤其是1993年以後，自民黨單獨執政的局面不復存在，日本政治一直處於不安定的狀態，無法徹底處理不良債權問題。橋本政權進行了金融改革的嘗試，加速了對大型金融機構破產的清算過程。政治力量的缺席和經濟的混亂，經濟危機和政治的不安定彼此作用，形成了惡性循環，貫穿了1990年代的始終。在此期間，銀行局和證券局等從大藏省分離，作為金融廳獨立出來了。從財政到金融，從宏觀經濟到個別金融機構的經營，霞關掌握綜合經濟管理的強勢部門解體了，開發主義的經濟運營也因此而告終。
中國的兩難
廣場協定已經過去20年了，出現了什麼變化呢？199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一直停滯，從2003年中期開始，總算開始恢復。日本銀行審議委員西村清彥在東京大學任教授的時候，曾經創作《日本經濟——看不見的結構改變》（2004年09月刊）一文，我們借用其中的表述，日本經濟的確是在「不知不覺中恢復」。但西村認為，問題不僅在於不動產泡沫的形成與破裂，還有國內的投資收益低下等問題，這些都需要用很長時間去調整。1990年代興起的IT業和全球化，在最開始的時候，似乎不利於具有長期雇傭和連續交易特徵的日本企業。企業為避免無情地削減人員，選擇了「死豬不怕燙」型的調整，結果調整時間被無限延長，或許某一天它真的會取得成果。以日美構造協定為起點的緩和管制以及結構改革，對經濟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當然，經過了這樣的調整期，日本經濟的實際增長率為2%左右。距離把整個世界收入囊中還遠著呢。另一方面，美國掌握著旺盛的購買力，經常赤字的結構卻沒有變。而中國從日本等處接受了生產設施，依靠美國的需求實現了增長——新的開發主義從日本轉移到了中國。這樣，中國就直接面臨著與日本當年同樣的匯率上漲壓力。
2005年，在美國的貿易赤字中，中國所占的比例達到26.3%，大大超過了日本的10.8%。日本把生產基地轉移到了美國和中國，把自己在美國貿易赤字中所佔有的份額降了下來。而與此相對，中國從國外接受生產設施，使經濟實現了增長，在美國貿易赤字中佔有的比例也增加了。
其實，把生產設施和零部件向中國轉移，美國企業比日本企業行動得更早。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的著作《東西方的逆轉》的副標題就是「亞洲，30億人的資本主義者」，他在書中指出了「沃爾瑪的影響力」。2003年，沃爾瑪從中國進口了150億美元的商品，2004年這個金額增加到了180億美元，這一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約占其整個貿易赤字的23%。（日文譯本114頁）
中國的企業規模與2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展開了跨國的生產和銷售活動，對於美國來講，對外貿易不均衡的焦點，已經不是日本，而是中國了。但是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日本處於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即使是經濟運營最後也不得不聽命於美國，而中國則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軍事大國。從圍繞著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觀察，美國仍然不得不倚重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作為美國，對處於自身影響範圍之外的中國也很難辦，在這一點上，與1971年的「尼克森衝擊」和1985年的廣場協定相比，不同的貨幣力學關係開始發揮作用了。
美元、歐元、日元、韓元——2005年08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人民幣的一攬子貨幣的主要構成就是這四種貨幣。如果這樣，人民幣就與美元脫鉤嗎？很明顯不是。99.7%——假設「實際的人民幣行情原原本本地反映一攬子貨幣」，美元所佔有的比率就是如此之高。這是瑞穗綜合研究所的研究結果。「一攬子貨幣的理論值和反映外匯供求的人民幣行情不一樣。」這是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的辯解，日本的貨幣當局對此只有苦笑，「中國把人民銀行買入美元的干預也包含在供需範圍裡了吧？」縱然如此，如果經常赤字發生膨脹，美國還是會故伎重演，認可美元的貶值。而在其背後，則隱藏著減輕基準貨幣負擔的考慮。
「單一的美元貨幣儲備，其任務不能更加多樣化嗎？」在廣場協定之前，瑪律福德曾這樣試探英德法三國。他們的反應是消極的。「即使是加進聲明文裡面，其表述充其量不過是‘加以探討’。」最後，瑪律福德對日本方面攤牌了。
德國在歐洲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對於把本國貨幣作為其他國家外匯儲備的「馬克的國際化」持否定態度，認為那樣會「制約經濟政策」。因為以歐洲統一為背景的單一貨幣歐元誕生了，並且正在成為繼美元之後的第二種基準貨幣。儘管如此，也很難說美元的負擔減輕了。因為新興國家的貨幣緊緊掛鉤美元，人民幣也當然如此。與美國經常赤字的擴大相對應，2002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歐元等發達國家的貨幣大幅貶值。儘管如此，美國的經常赤字相對於GDP之比還是高達6%強，比廣場協定時還高。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發佈的美元指數有「兩副面孔」，彙集了矛盾。「相對主要貨幣的美元指數（根據貿易比重計算出的美元行情指數）」處於最低區間，與1995年01美元約合80日元的疲軟局面相匹敵，但是，如果以人民幣、墨西哥披索等新興國家貨幣為中心，「相對其他貨幣的美元指數」依然保持在最高區間內。並且，人民幣的比重急速升高。
綜合主要發達國家貨幣與新興國家貨幣的「貨幣綜合指數」中人民幣的比重，1985年為1.7%，但是到了2005年則高達9.8%。而在此期間，因為日本的經濟長期停滯，日元的比例從20%下降到了11%，於是，與貨幣調整遲鈍的中國相比，美國的赤字直線上升。產業轉移的過程似乎加速了，日本、美國，歐洲、亞洲，世界各地的企業都在中國擴大生產。
中國自己也面臨著巨大的矛盾。為使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保持穩定而反覆干預外匯市場，結果，外匯儲備達到了一兆美元，超過了中國GDP的40%。中國人民銀行保持著大量外匯儲備，外匯資產占其總資產的64%。占人民銀行負債54%的存款準備金以及高達25%的央行債券都需要支付利息。如果外匯市場上人民幣上漲10%，那麼以人民幣計算的話，就相當於外匯儲備減少了1000億美元，人民銀行的支柱就會動搖。
美元實際匯率的變化
美元綜合指數1997年1月＝100
相對主要貨幣的美元指數1973年3月＝100
相對其他貨幣的美元指數1997年1月＝100
因果輪迴。與1971年尼克森衝擊以及1985年廣場協會後的日本一樣，中國經濟也面臨著流動性過剩和泡沫風險。為實施買入美元的干預，吸收被拋出的人民幣，人民銀行只有出售央行債券，為抑制通貨膨脹出售債券，採取公開市場操作。但是，資金的吸收不能中斷。2006年貨幣的供應量的目標值比上一年增加了16%，結果，發生了流動性過剩，銀行貸款和固定資產投資都出現過熱跡象。因為在公開市場大量發行央行債券，2006年08月末，央行的餘額與上一年相比增加了78%，可以說再也不能增加了。為防止經濟過熱，繼續上調利率的話，就會導致與美國的利率差縮小，最後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尷尬局面。（內閣府報告《中國：急劇增加的外匯儲備與過剩的流動性》）（資料來源：內閣府報告《中國：急劇增加的外匯儲備與過剩的流動性》。）
如果中國的貨幣管理失敗，過剩的流動性導致泡沫的膨脹和破裂，那麼未來形勢的嚴峻程度將非1990年代的日本可比。因為中國的銀行體系雖然在投資融資方面與日本有相似之處，但是中國擁有大量的不良債權。在實際增長高達10%的情況下，中國好不容易才防止住不良債權問題的爆發。如果中國因泡沫破裂，遭受經濟急劇下滑及資產價格下跌的打擊，很有可能陷入類似東南亞199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廣場協定後日本的經歷是個反面教材，中國當局也為此十分焦慮。
美國反覆用美元貶值來進行貨幣調整，經常赤字已經成為經濟構成的一部分。而中國把本國貨幣同美元掛鉤，依靠美國的購買力使經濟運行達到增長的極致。廣場協定主張修正對外貿易的不均衡，可是20年以後，經濟的全球化使對外不均衡擴大了。
雙方都知道這個風險，所以2006年訪問中國的鮑爾森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達成一致，中美兩國每年舉行兩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美國提出了這個框架建議，中國同意了。戰略經濟對話是中美兩國第一個定期進行的高層磋商機制。鮑爾森是布希總統的心腹，負責經濟的總統助理阿倫˙哈伯德也悉數到場，可以看出美國方面對此相當重視。
第一次對話於2006年12月在北京舉行，雙方的主席分別為鮑爾森和吳儀，參加對話的有美國財政部、商務部、國務院各部門以及USTR的代表，中國方面則是外交部、商務部的部長出席。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以外匯政策、金融市場自由化、能源、智慧財產權保護等經濟問題為協商內容，它的創設，是日本從日元美元委員會到構造協定磋商框架的中國版。牽制美國上院議員休曼、格拉姆等提出的對中國報復法案，平息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這些目標也與當年日本十分相似。
但是，經濟學界普遍認為，「1980年代中期，為使日元迅速升值以及日本開放金融市場，美國財政部針對日本採取的高壓政策和現在對中國的政策有著相當大的不同」。（經濟學家中岡望語）。
高盛時代曾70次訪問中國的鮑爾森非常清楚靠外界壓力無法使中國的決策層屈服，中國是擁有核武器的軍事大國，這和日本不一樣。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稱中國為「利益共用者」，鮑爾森也把美中關係稱為「契約關係」。美國用陽光政策來換取中國在匯率政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上的讓步。在廣場協定開始後的20多年中，世界經濟不均衡的焦點並不在發達國家之間，而是在中國等新興國家和美國之間出現問題。原因就是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企業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新興國家去了。中國等亞洲國家把增加的經常盈餘通過買入美元進行干預的方法吸收上來，接著又把增加的外匯儲備用於購買美國政府的債券。
這種美元資金自動還流的機制與二戰後的貨幣體系很相似，所以可以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II」。這是一個使美國的經常赤字壓力得到自動緩解的機制，美國當然願意維持高水準的消費，對美國來講，「布雷頓森林體系II」這個詞聽起來很舒服。
美國在1980年代後半期陷入製造業競爭力低下的痛苦，但現在形勢不同了，19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在IT（資訊技術）、電腦軟體、金融、服務等領域確立了壓倒性的競爭地位。廣場協定以及日美構造協定為美國企業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冷戰結束了，國際環境也變得有利，可以說美國企業正茁壯成長著。日本雖然也從泡沫破裂、10年停滯的泥潭裡逐漸復甦，但與過去的日本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日本企業不管願意不願意，都無可奈何地站上美國市場主義的擂臺，成為經濟運行全球化的一部分。
可以舉一個例子。日本企業中，外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達到了四分之一，佳能等優秀企業則達到一半以上。解除相互持股是構造協定的目標之一，而此時如果祛除美國等外國投資者的管理，日本企業就無所謂經營了。以美國為基準的全球化難以抗拒，但另一方面，僅靠美國也無法處理所有的全球化問題。伊拉克戰爭善後的遲鈍就是個典型。美國用自己一個國家的經常赤字來拉動全世界的需求，這樣的全球化經濟也同樣存在著不均衡的缺陷。如果說G5會議和G7會議是經濟衰退的美國與新興的日本及歐洲調整利害關係的場所，那麼毫無疑問，現在已經到了美國與中國等新興國家建立新的調整不均衡關係的場所的時候了。這個場所就是包括重新調整美元水準的新的「廣場協定」。
在這種形勢下，日本應該怎樣制定自己的貨幣戰略？經過了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和廣場協定、日美構造協定的洗禮，日本各種各樣貨幣外交的經歷，將為今後戰略的確立留下寶貴的教訓。
日美構造協定的攻防 構造協定與G7會議上的白刃戰
橋本龍太郎（前首相、前藏相）
我就任大藏大臣後不久，構造協定就開始了。美國方面要更深入地參與日本市場，我感覺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在日本國家管理的公共事業上佔有一定份額。我和美國財政部長布萊迪先生之間關係不錯，沒有把這個問題向閣僚級別擴散。
關於未來10年的公共投資計畫，對於確定430兆日元的這個數字，美國財政部之所以把手和我們握到一起，是因為不能讓具體數字從別人的嘴裡說出來。直率地說，美國財政部不想讓國務卿貝克的團隊侵擾自己的地盤。財政部認為這是自己的負責領域，所以強烈要求日本也予以理解和接受。
在430兆日元的決定階段，美國派誰來大藏省的大臣辦公室呢？這個問題不但我們不清楚，對方也感到相當頭痛。財政部派出了副部長助理達拉拉。但是另一方面，美國駐日大使阿馬科斯特自己也向上彙報各種動向，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自己應該儘量參與進去。因為這是美國方面的事情，他們派誰來都可以吧。不過，我們向美方表示，我們的對話物件是達拉拉。那一次，430兆日元的具體金額這件事解決得很圓滿。阿馬科斯特或許會要求在這個基礎上再抬高一點。在自民黨這一邊，如果金丸先生和小澤一郎的陣線加以推動，政府將不得不接受他的要求。
美國方面主張增加公共事業，是考慮美國企業能夠增加參與機會。結果確實就有了這些專案。關西國際機場也有了，未來港灣（橫濱21世紀未來港）也有了，東京灣跨海大橋也出現了。到整個計畫垮臺前，只要他們想參與，還會有幾個專案。現在至少已經有了關西國際機場和東京灣跨海大橋，這是確鑿無疑的。我還給橫濱市長和神奈川縣知事掛電話，求得他們諒解，請他們要公平競爭，也給美國企業機會。不過430兆日元這個數字，是經濟計畫廳這個相應的主管部門拿出來的。
從大藏省的角度看，主計局的地位已經不穩，無論如何難堪重任。主計局的局長、副局長、總務科長等人當然提供了材料，進行配合。關於竹下和貝克1990年03月的會談，因為竹下和貝克的關係很不錯，竹下正要去拜會貝克，我對事態的好轉也抱有很大的期望。不過，我們仍然沒有自信，那時還不是把公共投資的具體數字拿出去的時機。如果那時候拿出去，最終的結果恐怕還有再高一些吧。
說實在話，我是從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的關係得到這個感受的。如果那時竹下說出了具體數字，國務院有可能接受，但財政部應該會抬價，因為財政部不想讓國務院侵蝕自己的地盤。當時美國主張公共投資要用GDP（國內生產總值）來表達，包括我在內的大藏省的全體官員，都認為這很荒謬。但日本國內未必所有的人都和我們保持一致，換句話說，大藏省的觀點不足以影響全域。
也有人認為，用更多的投資來打造社會基礎設施豈不更好？不過我想，要絕對避免將投資生硬地用除法分配到各個年度。大家也都不想那麼死板地編制預算。如果在構造協定會談時就把這種看法直接表達出來，我的直覺就是他們會蠻不講理。而且當時日本經濟過熱，比如企業都去投資紐約的不動產。但我想如果大家都進行相同的投資，那麼最後能倖存下來的可能微乎其微。日本人被貼上了壞蛋的標籤，好萊塢和紐約甚至成了日本人難以接近的區域。我本人實際去過這兩個地方。紐約比較大，尚且可以；或許我自己也存有誤會，好萊塢的氣氛實在不怎麼樣。
G7會議的討價還價
藏相時代，我最關注的就是匯率。每天早上6點，都要收聽NHK報導的紐約市場前一天的收盤價格。因為在G7會議等場所，日本的盈餘成了問題，所以我只要一聽說日元貶值美元升值了，就覺得不是好兆頭。
1989年，日本銀行三次提高法定利率，但是對日元走低的行情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匯市、股市和債市成為資金流動變化的載體，日本的資金都流向了海外。所以，我只要一看外匯市場，就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在1990年04月巴黎召開的G7會議上，我提出了為防止日元貶值而進行聯合干預的要求，當時遭到了西德聯邦銀行總裁培爾的強烈反對，「如果這樣，我們這邊是不是也可以出於預防而隨意操縱法定利率？而大家卻要德國為利率迴圈上升而負責？」
說實在話，我的意思是請求布萊迪和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幫助。其實法國的財政部長貝格伯和央行行長特里謝那邊也為當時的水準感到為難，我們聯繫過，決定還是把這個問題放到談判桌上。至少內海和國際金融局局長千野同特里謝存在正當的溝通管道，通過這個管道也可以把我們的擔憂正確地傳遞給貝格伯。
某種意義上，經過事前溝通，結果就會出現差異的，只有美國。格林斯潘主席說：「我這邊沒問題。」直率地說，他這是在錯誤的時間說了錯誤的話。
而在德國，法定利率是德聯邦銀行的管理範圍，所以德國財政部長魏格特保持著沉默什麼也沒說，培爾情緒激烈地表示，「馬克也沒有問題。」於是我也說，「如果這樣可太好了，只是可能引起上調利率的連鎖反應。那也沒事吧？那責任由德國來負吧。」因為眼看到飛機起飛的時間了，這樣的言辭近乎於逞強。
義大利說：「這很難辦。」
接著貝格伯像是做總結一樣說：「既然日本這樣主張，那麼我們還是予以理解吧？」
儘管培爾越說越激動，G7聲明還是表述了對日元貶值的擔憂。在多國協定的情況下，還是事先交下朋友的好。而在我看來，在很多事情上，法國是一個很容易就可以成為朋友的國家。
關於股市，可以說我沒有給予過多的關注，我更注意的是地價。地價真的可以這樣上漲嗎？我認為這種價格很不正常。可是用這種價格的土地作擔保也能借到錢。企業也好，個人也好，都還認可。我認為不踩?車就太可怕了。我也有幾位朋友，在東京都內擁有土地。雖然也有人把土地以非常高的價格出售了，但那時借錢購入土地的人現在就太糟糕了，還有人破產了，至今仍處於貧窮狀態。
1991年06月，發現了證券公司在偷偷補貼投資者的損失，當時我正要從成田機場出發到國外去，遇到不知是哪裡的記者們吵吵嚷嚷地述說著。如果答覆他們的問題就可能耽誤飛機，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因此我是從國外知道的補貼問題，直到回國，我所掌握的情況並不比新聞報導更多。我認為那些事非常惡劣。不僅有一流的企業，還有本來搭不上關係的學校法人，真令人難以置信。與國家公務員互助會相對照，好幾個地方的公務員互助會接受了補貼 。真令人驚愕不已。
1991年08月，我在休假過程中，突然聽說了東洋信用金庫偽造存款證書的事情。我說過「讓東洋信用金庫倒閉」的話。如果不知道存款人的名單，我一定會讓金庫倒閉的，可是看到了名單，上面有80%～90%的人都是小額存款，的確是日常生活周轉用的資金，所以最後我動搖了。還有的事情的惡劣程度超出了我的想像，雖然最後我快刀斬亂麻，但那個尾上縫事件的確促使我認識到，我們有改革金融體系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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