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FT中文網/菲力浦‧斯蒂芬斯
日期:2012/05/28
不太久以前,西方大國若是召開一連串峰會,肯定會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如今,這類連串峰會只會讓人們注意到西方的衰落有多麼快、多麼嚴重。如果要找個例子來說明過去十年西方的衰落,那麼幾乎沒有比最近的八國集團(G8)峰會和北約(NATO)峰會更具說服力的了。
不要忘記,在本世紀伊始,美國似乎還扮演著世界永恆霸主的角色;歐洲則以後民族主義時代的多邊主義典範的姿態亮相,而這種多邊主義似乎會在世界各地生根。在巴爾幹馴服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之後不久,北約就把自己重新定義為一支捍衛全球新秩序的軍事力量。十年過去了,歐洲再次處在它認為自己已經趕跑的民族主義的控制之下。
G8領導人華盛頓峰會傳遞出的資訊是,面對令歐洲大陸元氣大傷的銀行業危機與主權債務危機,歐元區依然既絕望又無可奈何。至於北約,它在芝加哥召開的峰會也成為這個全球最強大軍事聯盟急於退出阿富汗的拙劣表演。
決定論(或應稱之為宿命論)歷史觀認為,我們不應對此感到驚訝。東方和南方國家不可阻擋地崛起,註定會推翻一個觀點,即西方戰勝蘇聯共產主義預示著歷史發展的終結。中國和印度的重新崛起,以及巴西、土耳其和其他國家實力的上升,導致了全球力量的再平衡,西方國家一直難以接受這個現實。再考慮到全球金融危機對富國造成的經濟和心理衝擊,這一切似乎就不難理解了。
或許是這麼回事吧。不過,對那些生來就相信世界的主宰是北大西洋這側或那側的少數幾個國家的人來說,有兩件事令他們感到震驚。第一件是世界各國實力對比發生扭轉的速度太驚人了——2000年以來這十幾年的變化,簡直相當於以往的一個世紀。
另一件是西方竄通一氣自掘墳墓的勁頭是如此之大,這既體現在美國企圖以巡航導彈重建大中東秩序上,也體現在歐洲認定縱然世界實力對比已經扭轉、自己也無需做出任何改變上。
大多數報導均稱,G8領導人在此次峰會上交換意見時表現得很有禮貌。由於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缺席,此次峰會閉門討論的氛圍變得更加融洽。普京則仍在生美國導彈防禦計畫的悶氣。
弗朗索瓦‧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當選為法國總統,使歐元區的重心發生了改變。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與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之間的關係,讓人們回憶起湯尼‧布萊爾(Tony Blair)與小布希(George W. Bush)“摟作一團”的樣子。
因此,默克爾現在發現自己非常孤立。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毫不掩飾他對柏林的失望情緒。歐巴馬知道,歐洲的危機可能拖累美國經濟增長陷入停滯,而他本人正需要經濟增長為其競選連任助力。
義大利總理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等領導人認為,若實現不了增長,實施財政緊縮反而會弄巧成拙。
這一切是否會催生重大的政策轉變?往好了說,這是個尚無定論的問題。這場危機中的一件怪事是,包括德國在內的所有主要當事國,實際上都想拯救歐元。只是這些國家還沒準備好確立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意願。它們是否準備創建維繫單一貨幣所需的政治聯盟?只要這個問題還未得到解答,歐元區危機就會愈演愈烈。因此,圍繞希臘退出歐元區、歐元區共同債券、歐洲央行(ECB)以及其他問題的爭論,反映的都是對歐洲一體化的質疑。
創立歐元時的前提假設是,歐洲的團結正在前所未有地深化。事實證明,一體化承諾的鬆動,既是歐元危機的成因,也是其結果。歐洲正再次走上各國名義上屬於一個聯盟、實際上各自為戰的路線,並且稱之為國家主權。
北約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在阿富汗的失敗並不意味著這個同盟走到終點;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也不預示著北約各國的夥伴關係戛然而止。基地組織(Al-Qaeda)已被美國無人機“斬首”,阿拉伯革命更使之邊緣化。儘管美國和歐洲都遭遇種種挫折,但雙方依然需要相互依賴,以捍衛全球共同利益。現在缺的是一個指導目標、以及歐洲方面支付同盟運行所需經費的意願。
前幾天,我向華盛頓一位傑出的軍事學者問道,北約現在的目標是什麼。他說,現實事件會給出北約需要應對的任務:用唐納德‧倫斯裴(Donald Rumsfeld)的一句名言說,“情況總是會發生的”。他正確地指出,北約現在是靠慣性在維持著至少是形式上的同盟。但這是否能起到很大作用,我說不準。
西方並未完蛋。西方國家依然是地球上最富裕的國家。每一個講述華盛頓陷入僵局的不幸故事,都對應著一個講述美國進取心和獨創性的故事。世界各地也有數十億人願意傾其所有換取歐洲人所謂的緊縮。世界其他國家各有各的問題。最近有關中國激烈內鬥、印度政治停滯、巴西等地經濟增長放緩的報導都再次提醒人們,歷史並非沿直線發展。這些大國也不願或沒有能力承擔由美國——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由歐洲——承擔的責任。
相對衰落是西方的宿命。這肯定令人不快,但也未必會成為一場噩夢。讓人極端惱火的是,聚集華盛頓和芝加哥的領導人們似乎決意選擇最消極的方式去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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