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析1929～1933年的世界性大蕭條的形成原因的時候，是否可以開拓一個視角，能否在當時全球的中央銀行、政府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如何合理組合中，去找到可以防患於未然的辦法呢？那就要看如何去評估當時最熱門的債券，也就是在1919～1929年美國信貸業對農業地區的強烈傾斜和熱衷後，所產生的大量農業地區的債券。這種經濟發展的時代性副產品，實際上是大量垃圾債券，必然會在當時的世界金本位體系引發一場結構性大崩盤。
如果依照《美國貨幣史》傅利曼先生指出的，美國中央銀行單獨一家有能力可以改變1929～1933年美國地區的系統性衝擊的貨幣主義想法是科學和正確理論，那麼，傅利曼先生是完全無視世界科技進步對於“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自始至終的嘲笑。
1929年，美國農業產量只比1920年高出16%，但是農產品價格下降的速度需要用“快速”來形容，1931～1932年，倒楣的美國總統胡佛成立了美國農業委員會，收購了當年美國小麥總產量的1/3，可是美國小麥價格繼續向創新低發展。
同樣的問題還有，1929年全球工業技術革新水平突飛猛進地提高，並快速在全球大範圍內普及和蔓延，當時日本研發改製的一款自動織布機的效率，大大超過了英國大多數老式織布機的效率。在1929年織布機的進步使日本立刻搶占了世界紡織品市場19%的份額。但是，日本紡織廠工人的工資只有英國工人的1/5，這樣，大量英國紡織工人的失業，實際上是降低了世界消費的總需求。德國為了支付一戰的戰爭賠款，大量向世界低價傾銷煤炭。英國煤炭工人的工資水平是德國煤炭工人工資水平的400%。同樣，大量英國煤炭工人的失業，實際上是又降低了世界的總需求。
還有禍不單行的世界總是不停地開出“經濟的罰單”。在1930～1932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印度加爾各答向英國出口的商品增加了375%。工作機會大規模向印度轉移，事實上是嚴重加劇了當時世界經濟的大蕭條。因為印度在獲取世界市場份額時，並沒有大規模增加印度工人的工資，反而是印度大量財富的增加進一步強化了印度古老的官僚體系，而為此大量產生的英國地區的失業，卻是加速降低了“世界的市場工資價格”。到1932～1933年，印度的出口創出歷史最好記錄，印度也成為了大規模使用婦女和兒童的臭名昭著的形容詞。
對於1930年的大蕭條還有一種是用“債務型通縮”的學說來闡述解釋。“債務型通縮”是1933年的美國歐文‧費雪首次提出來的，他的理論構成是：“在資產價格和商品價格下跌的時候，會對債務人構成某種衝擊，這時債務人為了結清債務，就會加大規模地拋售自己手上的資產，這樣就會引發資產和商品價格的進一步下跌，同時又引發了債務人的進一步加速結清債務的迫切需求，再引發債務人進一步大規模拋售自己手上的資產的惡性循環模式。
但是，宏觀視角的“債務型通縮”只不過是利益從一個集團（債務人）再分配給另一個集團（債權人）的過程。問題是“債務型通縮”在1930年大蕭條的作用，已經獲得了當今主流經濟學界的高度認同，包括美國聯準會主席伯南克的高度認同。
伯南克認為：“如果“債務型通縮”足夠嚴重，那麼它也會威脅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中介的正常運轉。一般來說，銀行既有名目資產，也有名目負債，因此一定範圍內可以對沖通縮的衝擊，但是當銀行的債務人財務狀況惡化時，銀行往往只能獲得實際資產（比如抵押品）。”伯南克相信這一點，“債務型通縮”會引起銀行發生實際或潛在的貸款損失，這就將會從幾個方面降低銀行的資本實力，從而損害銀行的經濟效率。
在伯南克解釋的“債務型通縮”的過程時，完全忽略了在“債務型通縮”過程中產生的低廉的資產價格和低廉的商品價格時，會為新進入的債務人或原本債務結構良好的債務人，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低成本投資和獨一無二的低成本消費機會，這實際上會為市場帶來積極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和資源的最優化配置。所以，伯南克的解釋，無法解答為什麼美國經濟在1930～1939年的長達近十年時間裡，美國經濟在當時世界經濟中表現是最糟糕的。
但是，傅利曼的貨幣主義的解釋是因為美國退出“金本位”比英國、德國要晚，所以美國經濟復甦要緩慢許多。可是，傅利曼的貨幣主義實際上也無法解釋，為什麼美國在1933年退出“金本位”後，美國還是長期陷入高失業率，直到1940年二戰開始，對美國戰爭工業品的需求極速上升解救了美國高失業率。
問題是我們應該還原到問題的本質。為什麼英國和德國的經濟在1933～1934年後是迅速進入了非常良好的增長週期，尤其是德國經濟。傅利曼的貨幣主義解釋是因為英國和德國退出了“金本位”。現在，我們知道了美國在1933年退出“金本位”後並沒有解決美國的高失業率問題。那麼為什麼英國和德國的經濟在退出“金本位”後，卻解決了高失業率問題？所以，用“金本位”來解釋是很難讓人理解。
經濟學如果更加形象化說也可以是一門成本學。在“債務型通縮”過程中會產生的低廉的資產價格和低廉的商品價格時，會為新進入的債務人或原本債務結構良好的債務人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低成本投資和獨一無二的低成本消費機會，這實際上會為市場帶來積極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源的最優化配置。這樣，我們可以把問題縮小到一個空間：
假設美國經濟、英國經濟和德國經濟是三個同類性質的公司，這樣使得美國公司、英國公司和德國公司在同一個地區互相競爭和生存，業績良好的美國公司因為債務突然惡化而大規模裁員和收縮市場佔有率，英國公司和德國公司卻因為長期債務惡化引發的資產價格低迷和勞動力價格低廉，在美國公司債務突然惡化中反而引發了私人資本的青睞。此時，英國和德國公司實際上面對獨一無二的低成本投資和低成本消費機會。所以，從表象上看是英國和德國經濟退出“金本位”後，出現了強勁復甦；但是從巨大的地球空間來看，只是在地球空間的“債務型通縮”中，英國和德國經濟通過1922～1929年的價格充分調整，讓英國和德國經濟比美國經濟遠遠具有快速的調整能力。
這樣就可以清楚解釋，貨幣主義者傅利曼和美國聯準會主席伯南克所長期無法解讀的困擾，美國經濟20世紀30年代中一個令人困惑的、大規模失業和實質工資價格大幅度上升共同出現的問題。因為從地球空間的“債務型通縮”中，美國經濟是被新進入的債務人英國和德國經濟嚴重壓制，從而迫使1933年上台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新政”支出規模和時間長期保持高位。這樣子，美國企業投資的長期萎縮產生了美國經濟的高失業率，而羅斯福的“新政”推高了美國的實質工資價格大幅度上升。因此，在地球空間的“債務型通縮”中，美國經濟是被英國和德國經濟新進入的債務人嚴重壓制，以及羅斯福的“新政”的支出規模和時間被動長期保持高位而產生的共同力量的長期大蕭條的產物。
正因為貨幣主義傅利曼和美國聯準會主席伯南克更加習慣在美國經濟單獨封閉的經濟變量中解釋1929～1939年美國經濟的問題；所以，今天世界的經濟學已經演變成“學院派的工作”。如果，我們能夠把美國持有的當時全球大部分農業地區債券與農業地區投資，以及英國和德國經濟的價格因素，包括美國華爾街1929年03月份建立的70～80億美元槓桿信貸，縮小到同一個“債務型通縮”空間，並且再看到當時世界工業化腳步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不可抗拒的嘲笑力量，那麼，我們的核心思想開始真正接近了“1930年大蕭條”的聖杯邊緣！
更讓貨幣主義者傅利曼和美國聯準會主席伯南克堅信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美國歷史上最高關稅法，誕生於1930年）》對當時的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中的影響是微乎其微。因為，該法案導致當時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貿易的大幅減少，實際上的確可以忽略。1929年出口占到美國經濟規模7%，1932年下降到1.5%，因為是全球性總需求的大幅度下降，所以，大蕭條時期貿易的大幅減少是大蕭條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今天，西方主流經濟思想認為《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只是對美國GDP產生了減少1%～2%的問題。而亞洲的經濟學者普遍喜歡相信這部法案是當時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大蕭條的重要原因；因為《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出台後，美國和世界經濟是出現加速度大蕭條。讀到這裡，你應該注意到西方的經濟學者和亞洲的經濟學者在研究《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時，並沒有加入非常重要的美國大量的農業金融合約。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使美國農產品出口在1929～1932年崩盤式下降了66%，而引發了美國市場農產品價格大崩盤，再產生了美國農業地區銀行最早全面大倒閉的問題。這樣子就進一步產生了美國經濟的蕭條，接著再傳遞到全球範圍的大蕭條和世界農產品價格崩盤，同時，美國的大量全球農業金融合約也全部同時同步破產。所以《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出台後，美國和世界經濟是出現加速度大蕭條。
至今為止，全球對《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研究只是局限於GDP的空間，但如果把當時美國的大量全球農產品金融合約同時同步加入到《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問題的空間，那麼，事情應該是遠遠更加清晰。
查爾斯‧哈代在1932年寫的一本關於中央銀行的書中表示：“無論是在經濟蕭條時，人為降低資金成本來刺激經濟，還是在經濟繁榮時提高資金成本來遏制經濟，這些並非美國中央銀行的份內事，它只需要在事情發生時“袖手旁觀””這個“袖手旁觀”的觀點，終於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美國市場上，被美國前任中央銀行主席葛林斯班開始高度認同和使用。
對於“泡沫”這兩個字，一直是全球經濟史發生和演變的重要構成。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美國Nasdaq市場發生的高強度“泡沫”中，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表現出激進和倔強的良好個性，葛林斯班當時堅決反對根據任何的“不確定的資產價格泡沫”來制定美國聯準會的貨幣政策。他表示：“要預計確認泡沫的存在，就需要先判斷成千上萬的投資者是否預期錯誤；其次，市場最終的選擇會超過中央銀行干涉的結果。”
“干涉主義”在1928年已經開始，美國聯準會對於美國資本市場產生的質疑會讓聯準會採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問題是1927年美國的建築業已經開始出現了衰退，所以，1929年美國經濟開始的衰退是“干涉主義”的傑作。同時，1929年10月還是“清算主義”的世界。熊彼德的“創造性破壞”的理論，讓他在1929年10月成為了“清算主義”者的思想庫。在“清算主義”者看來，1929年10月的美國大崩盤是“完全積極健康的過程，是需要用足夠的耐心、樂觀的態度和平和的心態讓其發展下去”。
美國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清算主義”者，他對美國總統胡佛的解釋是：“這次股災是幫助美國經濟根除經濟體系中的結構性問題，過高的生活成本和商業成本將會下降，人們會更加努力工作，企業將更加優勝劣敗。”
總之，今天全球經濟唯一幸運的是貨幣主義者傅利曼和聯準會的伯南克都認同1928年聯準會對美國經濟的反通膨政策是多麼的愚蠢和缺乏判斷力。1930年的大蕭條或許離中國經濟非常遙遠，當年全球最強大的製造業和全球最富裕資本融為一體的美國經濟，在美國聯準會和美國國會愚蠢和缺乏判斷力的努力下，是當時全球經濟中最大的“倒楣蛋”。美國民眾和社會為此陷入了長期悲慘和時代困惑的世界，那場人為製造的美國經濟大蕭條。
今天，同樣是全球最強大的製造業和全球最富於資本融為一體的中國經濟，同樣上演著中國央行和中國社會拼命反擊通膨的一幕，所以同樣的問題是--今天中國有沒有和1930年美國大蕭條一樣的結構性的“農業地區債券”，如果，今天中國存在大規模錯誤配置的金融合約，並且，世界其他國家更加願意像1926～1931年的法國一樣追求通縮政策，那麼，現在中國央行和中國社會拼命反擊通膨的一幕將是多麼的愚蠢和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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