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貨幣史(二)

而且，的的確確，要想確定貨幣當局的行動所具有的準確影響，這通常是不可能的，一且永遠是困難的。貨幣當局的行動通常是在許多其它情況之下而采取的，所以，至於所觀察到的結果是由貨幣當局的行動所產生的呢，還是由某些其它情況所帶來的，這二點根本不可能搞清楚。對於自然科學家的實驗來說這一點同樣是正確的。沒有任何實驗是可以完全控制的，而且大部分實驗對於與實驗課題有關的、經過檢驗的、且業已得到證實的知識的增加來說，貢獻甚微。正是那種不同尋常的、決定性的實驗為這一實驗課題灑下了一束強光——一束使我們對於那些較不重要的、然而在這一決定性的實驗得以作出之前又十分必需的實驗視而不見的強光。在自聯邦儲備系統建立以來的貨幣歷史記錄中，存在著三種這類決定性實驗的類似物。有三次，聯邦儲備系統有計劃地采取了大規模的政策措施，而這些政策措施不能被看作是名義國民收入與價格的同期變動的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經濟結果。同自然科學家的決定性實驗一樣，這些實驗的結果是如此之一致，如此之明晰，以致於在其解釋問題上所存在的疑慮微乎其微。這3次決定性實驗的日期是：1920年1月-6月，1931年10月，1936年7月-1937年1月。這是聯邦儲備系統實行具有極強約束力的委員會法令的3個時期（且是僅有的3個時期）：1920年1月，當會員銀行向聯邦儲備銀行的借款超過其法定準備余額總額時，聯邦儲備系統將貼現率由4.75%提高到6%，後來到了1920年6月，又進一步提高到7%；1931年10月。當倒閉的浪潮席卷商業銀行（正如前一年的情況一樣），且對聯邦儲備系統的負債不斷增加時，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裏，聯邦儲備系統將貼現率由1.5%提高到3.5％；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當財政部實行黃金凍結時——這等價於大規模的、限制性的公開市場業務——聯邦儲備系統宣布將法定準備要求提高一倍，分三個階段進行，最終有效期是1937 年5月1日。除了這3個時期以此在聯邦儲備系統的歷史上沒有任何其它時候，曾采取過具有類似規模的、明確的限制性措施——我們甚至不能提出類似的建議。

與這些行動相聯系的、精確的貨幣變動是同樣地劇烈與明晰。1920年及1936－1937年期間所采取年的行動在幾個月之後為貨幣存量的急劇下降所伴隨；而1931年所采取的行動立即帶來了貨幣存量的急劇下降，這是在聯邦儲備系統的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在12個月的期間內的3次最急劇的下降，分別為：下降9%（1920年），下降14%（1931年），及下降3%（1937年）。對於1920年第1次下降及1937年第3次下降來說，這些數字未能充分地反映貨幣方面的反應的嚴重程度。1919年及1936年，貨幣存量再一次地以飛快的速度增長，所以接下來的下降代表著從一個不同尋常之高的增長速度到一個不同尋常之快的下降速度的減速。1931年的下降——即這3次下降中絕對下降最嚴重的一次——按減速度來表示則是最溫和的一個；前一年中的貨幣存量一直以略低於14%的比率而下降，所以在以1931年10月為開始的這一年度內下降比率大約增加了一個百分點。

與這些貨幣行動相聯系的經濟變動是同樣的劇烈及同樣的明顯。1920年及1936-1937期間的貨幣行動在幾個月以後，為工業生產的急劇緊縮所伴隨；1931年的貨幣行動立即帶來了工業生產的急劇緊縮。在12個月期間內的下降幅度分別為：30%（1920年），24%（1931年），及34% （1937年）。此外僅有兩次工業生產的下降具有可比的嚴重程度：一次是1929-1934期間的下降，這個問題我們後面還會涉及到；另一次是1945年的下降，這時的急劇下降代表著戰後產品構成從軍事產品向其它產品的轉向。而不是象其它4個時期那樣，代表了經濟活動的普遍緊縮。其它指標也證實了工業生產方面的這一情況，不論是從批發價格、貨運量、普通股股票價格或百貨商店銷售額等哪一方面來看，隨這3次貨幣行動而來的下降趨勢，都是聯邦儲備系統歷史上僅除1929－1931年下降以外的、大幅度的、最嚴重的下降。

由這三次準控制的實驗所提供的這一證據的有力程度也許可以通過類比而使之更為清楚。假定我們擁有42對夫婦的醫療記錄（與聯邦儲備系統1919— 1960期間的42年歷史相對應。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聯邦儲備系統尚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不包括在內）。假定我們發現3個男子及 4個女子患有某種特定的疾病；假定這4個女子中有3個被發現是患有同種疾病的那3個男子的妻子。那麼這種疾病具有傳染性的證據毫無疑問地是很有說服力的 ——如果第4個女子的丈夫被發現是唯一的患有一種與此病具有生物聯系的、但並不完全一致的疾病的人，那麼這一論據將特別有說服力。同樣地；前面所描述過的那3個事件建立了同樣強有力的證據：這些經濟變動是有計劃地采取的貨幣行動的結果，從而，我們關於貨幣存量與國民收入之間的密切協變性問題的發現，反映了從貨幣到國民收入的這樣一種影響的存在。的確，從某一方面來說，這一類比本能充分反映該證據的有力程度。它沒有對事件的時間先後加以考慮。經濟變動是貨幣變動的結果這一推論，為對1929-1931期間的緊縮所作的檢驗得到極大的加強．1929－1931期間的經濟緊縮是不與聯邦儲備系統的明確的約束措施相聯系的一次大規模緊縮，而且是1929－1933期間的特大緊縮的第一部分。1929—1931期間的緊縮可能比任何其它經歷更適於用來加強這一觀點：貨幣按照商業的曲調而起舞。原因在於：聯邦儲備系統事實上並沒能阻止貨幣存量的1/3下降——這是至少從1892－1894年以來迄今為止在周期性緊縮過程中所發生過的最大的下降——或經濟活動的相應緊縮。聯邦儲備系統以無辦法可想為借口，明確地提出；導致緊縮的非貨幣力量是如此之強大，如此之猛烈，以致於該系統無力阻止這一勢頭；而且它還不明確地提出：貨幣存量下降幅度之大歸因於商業活動下降幅度之大，而不是象我們前面所引用的證據所表明的那樣，剛好相反。很多其他的人雖然在貨幣在經濟事務中的作用問題上獨立地持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然而認識到貨幣當局的良好願望及該系統許多個人的能力，所以接受了該系統的托詞。此外，具有截然不同的起因且決不必然地意味著貨幣政策之軟弱無力的一場經濟理論革命，提出了這樣一種理論結構：該理論結構既合理地說明了貨幣政策的這次失效，同時又為這一經濟崩潰提供了在學術上令人滿意的另一種解釋。

在一種意義上（且就我們所知僅在這一種意義上），可以創造一種情況，以適合於貨幣方面的下降是經濟下降的結果這一主張。因為這一意義所涉及的是主要地依賴於心理因素及政治因素，所以，這一意義與我們力求理解經濟關系這一主要任務不相關聯．聯邦儲備系統當時是在這樣一種社會輿論中運行的：這種社會輿論主要地將經濟衰退與蕭條視為起治療作用的事件，是在主體經濟中肅清早期過剩的不良影響所必需的。這一普遍流行的觀點還混淆了貨幣與信用之間的界線。混淆了貨幣存量的一個組成部分相對於另一組成部分的彈性與貨幣存量的一個組成部分相對於總存量的彈性之間的界限；將下面這種情況看作是合意的：即貨幣存量應該對 “貿易需求”作出反映，在擴張時期上升，在緊縮時期下降；且認為金本位的保持及匯率穩定的保持比內部穩定的保持具有大得多的重要意義。這些態度中的大部分反映了大多數公眾的看法，而不僅僅是反映了金融社會（特別是聯邦儲備系統）的意見。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可以證明：聯邦儲備系統所奉行循是一種無法規避的政策；聯邦儲備系統不能被期望阻止1930年期間可估計的貨幣存量下降，原因在於聯邦儲備系統以及其他人將這一下降看作是對早期的投機性過剩的一種合意的沖抵；而且，在193O年後期，在銀行開始大規模地倒閉以後，在公眾力求將存款轉為現金以後，聯邦儲備系統未能作出強有力的反應。這反映了這樣一種態度：清理“壞”銀行，“順其自然”，而不是“人為地”支持該金融系統，這才是理想的辦法。毫無疑問，大致說來，優先保持金本位的任務是1931年10月、繼英國脫離金本位及美國黃金外流之後，貼現率急劇上升的原因——這一貼現率的急劇上升是前面已描述過的、作為該系統的決定性實驗之一的一種約束性行動。這一說明準確地反映了情況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有助於解釋：那些能力非凡、熱心於公益事業的人何以如此行事？現在回想起來，他們的所作所為似乎是誤入歧路的；為什麼在聯邦儲備系統之外如此明顯地缺乏經濟治國之才，以致於對該系統不存在堅定的、有理有據的壓力從而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動？但是，即使在那一水平上，這一說明也是嚴重的不完善的。我們傾向於認為：聯邦儲備系統所遵循的這一特殊行動進程，較少地歸因於社會輿論——盡管社會輿論毫無疑問地是一個必要條件——而較多地歸因於一系列或多或少的偶然性事件及該系統內部對權力的經久傾軋。1928年本傑明·斯特朗的去世，使爭鬥進入了白熱化階段。這場爭鬥左右了整個1929期間的政策，使得聯邦儲備委員會與紐約銀行——作為所有儲備銀行的領導者而起作用——之間，在面對股票市場繁榮所應采取的適當政策問題上形成僵局。結果產生了這樣一種政策：按照我們的觀點，從打破市場行情看漲這一角度來說這一政策未免太松，從允許強有力的商業擴張這一角度來說這一政策又未免太緊。這一爭鬥加之該系統的其它組成部分對紐約銀行隨1929年10月的股票市場崩潰而采取的獨立（且有效的）業務所作的反應，間接地導致了公開市場業務權力的轉移、為紐約銀行所控制的5人委員會由12個聯邦儲備銀行理事所組成的12人委員會所取代，在新的委員會當中，紐約銀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較小。這一變動暗設機關，極大地促進了一項無所作為、放任自流的政策。

我們與卡爾·斯奈德擁有何樣的觀點。卡爾·斯奈德作為一名統計學家與經濟學家，多年來一直與紐約銀行相聯系。他認為：如果本傑明·斯特朗能將其強健的身體再多保持12個月，那麼，我們本可以在1930年結束這場衰退，並因此而結束對以後的政治發展產生了如此深刻影響的、長久持續的世界危機。事實上，斯特朗在紐約銀行的接班人喬治·L·哈裏森。在1930年曾極力贊同擴張性行動，但卻沒能壓倒理事會及其它銀行理事的聯合反對。1931年，在該理事會的新總裁尤金·邁耶的支持下，哈裏森又一次地主張擴張性行動，但是，這時，僵化與無為的局面已然形成，在國會的壓力下，1932年，這一僵化與無為的局面才暫時地得以打破。盡管存在著這種普遍的社會輿論，但是，紐約銀行的全體技術人員——有必要回想一下：在斯特朗的領導期間，紐約銀行幾乎完全地控制了整個系統的政策——會一致贊同這樣一些政策，這些政策現在回想起來，在我們看來，似乎是屬於那些應該得到采納的政策。

不管怎麼樣，我們目前的目的所涉及的，既不是褒貶，也不是對在聯邦儲備系統所面臨的窘困情況下該系統的行為的原因加以全面地理解。即使聯邦儲備系統的行為，在此種情況下，從心理上或政治上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也只能說明為什麼所進行的是準控制實驗，而並不能說明實驗的結果。這一問題仍然存在著：貨幣方面的變動是否是經濟變動的不可避免的結果，這樣一來，如果該系統不是這一影響的中介人的話，那麼，某種其它機制必將促進了同樣的貨幣變動；或者，貨幣方面的變動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種經濟上獨立的變量，它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經濟方面的變動。關於該項答案幾乎不存在什麼疑慮之處。在 1929－1933年緊縮的全都期間內，該系統可以采取的政策很多，通過這些政策該系統可以制止貨幣存量的下降，而且事實上，通過這些政策該系統幾乎可以以任何期望的比率而增加貨幣存量。這些政策並不涉及根本性的變革。它們所涉及的是一種在早些年間業已為該系統所實行過的措施，是一種為該系統的創始人所明確考慮的措施，其目的完全就是為了對付如1930年後期發展起來的、且此後持續很久的這種銀行危機。這些政策所涉及的是這樣一些措施：只要當時所處的官僚政治結構或權力分配情況稍有不同，或者即使當權者的個性稍有不同，這些措施也將能實際地得到提出且很有可能得到采納。直到1931年晚些時候——而且我們認為還要近一些——這些可供選擇的政策與金本位的保持之間並不存在任何摩擦。直到1931年9月，經常困擾該系統的問題仍然是如何使黃金的流入得到控制，而不是相反。

再來考慮另一種情況：如果1914年以前的銀行系統（而不是聯邦儲備系統）在1924年仍然存在，那麼貨幣存量就不會發生類似於過去所發生的那樣的下降。對較早期的銀行系統下所發生的1907年銀行危機與1930年晚些時候所發生的非常類似的流動性危機所作的比較，為上述這一判斷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如果較早期的銀行系統那時仍在運轉的話，而且如果此外的任何事情都仍如1930年12月以前那般地進行的話，那麼，1907年的經歷有力地說明：對銀行失敗的初始反應必定要比1930年所發生的要嚴重得多，可能還會涉及到銀行對存款與現金的可轉換性的一致限制。與構成1930年晚些時候的特點及為 1931年早些時候所具有的、對銀行系統的持久性壓力相比，這一限制可能會對深化當時的經濟緊縮產生更為嚴重的初始影響。但是，這一限制也會縮小危機的波及幅度，防止銀行失敗的累積，並使經濟在幾個月之後得以復蘇成為可能（正如這一限制在1908年所作的那樣）。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雖然聯邦儲備系統在1929—1933期間的行動可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心理上或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這一緊縮是另一條有力的證據，它說明了：當貨幣存量的下降不是為聯邦儲備系統所采取的那些明確的限制性措施的結果時，貨幣方面的變動具有經濟獨立性，獨立於國民收入與價格的同期進程，即使在緊縮的早期階段（1929－1931）也是這樣。的確，這可以被看作是第四個決定性實驗，使得獨立的貨幣下降與後來的經濟下降之間投擲硬幣的正反比例為4比4。

從貨幣到國民收入的一重要的、獨立的影響之存在，說明了我們已提到過的這樣一種對比。即在我們所研究的、幾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貨幣安排方面的可變性，與貨幣方面的變動和其它經濟變量方面的變動之間相互關系的穩定性的對比．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貨幣安排的可變性已經帶來了貨幣變動本身的相應變化。但是，即使影響的主要途經是從貨幣到商業，也沒有理由認為：貨幣安排方面的變動必定改變了貨幣方面的變動與商業方面的變動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一相互關系主要地是由貨幣借以影響商業的途徑所決定的。只要這些途徑保持不變（正如它們業已明顯地表現出來的那樣），那麼貨幣與商業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應該保持不變。然而，假定影響的主要途徑是從商業到貨幣。這樣一來，由於在不同的貨幣安排下商業方面的變動對貨幣存量有著不同的影響，所以，貨幣機構及其制度方面的變化將不僅影響到貨幣的變動情況，而且影響到貨幣與其它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例如，在1914年以前的金本位制度下，美國社會的商業擴張將趨於產生國際收支逆差，這依次地又將造成黃金外流，從而對貨幣存量產生下降的壓力，該系列中的這一特殊紐帶大致地為聯邦儲備系統20世紀20年代所采取的黃金進口凍結政策及為財政部在20世紀30年代中的部分時間裏所采取的黃金進口凍結政策所割斷，且為1914年以後的其余時期內金本位性質的變化所極大地削弱。不論是 1914年以前還是以後，商業擴張都使利率提高並刺激了銀行的擴張。然而，1914年以前，利率的提高只有通過存款——準備比率的提高或從國外吸引資本從而吸引黃金才能使貨幣存量得到增加。1914年以後，利率的提高也可以通過誘使銀行向聯邦儲備系統更多地借款而增加貨幣存量。如果最主要的影響方向是從商業到貨幣，那麼，在商業與貨幣之間的紐帶方面的這些變化及其它變化，將很可能使下述關系明顯地有所不同：即1914年以前的時期內的變動與1914年以後的時期內的變動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且也許是對這些時期作進一步的劃分所形成的時期內的變動之間的相互關系。

雖然從貨幣到經濟活動的這一影響是主要的，但同時也明顯地存在著反方向的影響，在與商業周期相聯系的短期變動期間內情況尤其是這樣。存款一準備比率的周期形態就是一個例子。硬幣支付的恢復及白銀事件，1919年通貨膨脹，還有1929—1933期間的經濟緊縮，這些都清楚地反映了商業對貨幣的反作用影響的其它方面。所以，貨幣存量方面的變動除了是名義國民收入與價格方面的變動的一個獨立根源之外，還是名義國民收入與價格方面的變動的結果——盡管貨幣方面的變動一旦發生，它們會依次地對國民收入與價格產生更進一步的影響。彼此在相作用，但在這當中，在較長期的波動及主要的周期性波動當中，相當清楚，貨幣是主要的參與者；而在較短期的波動及較溫和的波動當中，貨幣（與名義國民收入價格一道）更幾近於一個平等的參與者——這就是我們的證據所給出的理論要義。

表象的欺騙性

貨幣是一個引人入勝的研究課題，原因在於它是如此地充滿著神秘與自相矛盾之處。作為紙來說，印有圖案的一張綠色的紙與同樣大小的、從報紙或雜誌上撕下來的一張紙幾乎沒有什麼差別，但是，一張可以使其持有者得到某種數量的食物、飲料、衣服及其它生活必需品的要求權，而另一張只適用於引火。差別在哪裏呢？這張綠色的紙可以讀作：“美科堅合眾國將對其持有者立即支付……美元”，或者是具有這種作用的其它文字，此外再加上這樣一層含義：即這張綠色的紙是“ 在償還債務時債主必須接受的合法貨幣”。但是，在當前的情況下，這種承諾僅是一種一張綠色的紙與一張或幾張其它綠色的紙相兌換，或與硬幣相兌換的許諾，而這些硬幣，如果加以融化並在市場上作為金屬出賣，其所得少於它們可以兌換的紙幣數量。合法貨幣的質量僅意味著在為政府所擁有的債權的清償中，政府將接受這些紙張，且法院將把這些紙張支付看作是對以美元表示的債務的清償。為什麼在私人的產品與勞務交易中這些紙張也能為私人所接受呢？簡單的答案——然而是正確的答案——是：每個人都接受這些紙張，這是因為他堅信別人將接受這些紙張。這些綠色的紙張具有價值，這是因為每個人都認為它們具有價值；而每個人都認為它們具有價值，這是因為在他的經歷當中它們已經具有了價值。如果不存在一個共同的、且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的交換媒介，那麼我們的經濟連現有生產力水平的一小部分也達不到；然而，這一共同的、且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的交換媒介本質上卻是一種社會常規，這種社會常規的存在完全歸功於人們對從某種觀點來說，明知不符合實際而習慣上仍然采用的東西的相互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