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貨幣史(三)

這種社會常規，或者說這種明知不符合實際但習慣上仍然采用的東西，或者隨便你稱呼的這種東西，決非等閑之輩。相反，一種共同貨幣的社會價值是如此之大，以致於即使在極端的煽動之下人們仍將固守這種明知不符合實際俱習慣上仍然采用的東西——毫無疑問，貨幣發行者從通貨膨脹中得到的收益部分地來自於此，從而搞通貨膨脹的動因也都分地來自於此。但是，這種明知不符合實際但習慣上仍然采用的東西也決不是堅不可摧的：這種綠色紙張的數量的極端變動——正如美國革命戰爭時期或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惡性通貨膨脹時期所生的情況一樣——或者這種綠色紙張的數量的溫和變動加之法律上與實際上對名義價格所作的最高限制——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的情況一樣——將使以前作為貨幣而發揮作用的這種紙張一文不值，並促使人們去尋求替代物：如香煙與法國白蘭地酒，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德國，它們曾一度成為交換媒介。貨幣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實際起作用的”力量是：人們一的能力，人們的勤奮與才智，他們所掌握的資源，他們的經濟組織模式與政治組織模式，等等。正如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所闡述的那樣：

簡單說來，在一社會的經濟生活當中，不存在任何在本質上比貨幣更微不足道的東西了；然而貨幣作為一種節省時間與勞動的發明物所具有的性質不包括在內。它是一種使將要進行的事物更快、更為方便地進行的機器——盡管當不存在貨幣時將要進行的事物將進行得較慢、且較為不方便；而且同許多其它種機器一樣，當貨幣這架機器失調時，它僅產生出它自己的、獨特的、獨立的影響。

完全正確。然而，除非我們認識到：幾乎不存在這樣一種為人類所擁有的發明物，當其出現差錯時，它將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否則的話，還可能存在某些誤解。

每個人都認為他可以決定他的財富中他將以貨幣形式而持有份份額；然而，為所有的人可以持有的貨幣總量，卻非作為一個總體的所有貨幣特有者所能控制的。每家銀行都認為它可以決定：它的資產當中的多少份額將以現金及在聯邦儲備銀行的存款的形式而持有，以滿足法定準備要求並符合預防的目的。然而，為所有的銀行所能持有的貨幣總量卻非所有銀行總體所能控制的．如果某一家銀行的現金得到了增加，那麼，借此它可以獲得至多與這一增量相等的其它非現金資產;然而，如果所有的銀行共同地得到了一個現金增量，那麼，該銀行系統可以借此而得到與這一增量的倍數相等的其它資產。

在我們的分析過程中，表象的這種欺騙性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在南北戰爭期間，以美鈔表示的黃金價格會隨戰爭局勢的變化而天天發生波動；但是，但當戰爭局勢影響到外國人持有美鈔或以美鈔表示的有價證券的意願時，戰爭的局勢才僅在很小的程度上影響到這些波動所借以發生的水平。這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棉花出口的大量減少以及發行貨幣以為戰爭籌集資金時北方內部價格的上漲。

為促進硬幣支付的恢復而采取的一種方法——也就是說，提高美元以外國貨幣表示的價值——與弗蘭克林·D·羅斯福為達到完全相反的目的，即降低美元以外國貨幣表示的價值——而采取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在這兩種情況中，財政部都從國外購買黃金。新政經濟學是正確的，至少在這一方面是如此；所以，在美鈔期間內這同一方法的采用意味著：從國外購入黃金的機械影響，使得硬幣支付的恢復更為困難，而不是更為容易。盡管在接近15年的時間裏硬幣支付的恢復是一項主要的政治問題，但硬幣支付之恢復的成功取得，卻很少歸功於在此名目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鑒於擴大美鈔發行的壓力，所以，政府方面的主要貢獻是強力貨幣的少量減少——我們承認，在純粹的政治方面並沒有任何顯著的成就。硬幣支付之恢復得以成功的原因在於：盡管存在著貨幣存量的溫和上漲，但產量的迅速增長使價格水平下降了一半。對硬幣支付之恢復具有最大影響的政府措施，不是這些明顯的貨幣政策，而是那些促進了產量迅速增長的失職與委托行為（actof omission and commission）。

“健全貨幣”勢力對主張自由鑄造銀幣的人進行攻擊的理由在於：銀幣的自由鑄造將導致貨幣存量的不適當的迅速擴張，從而釀成價格膨脹。財政部所進行的有限的白銀購買成了人們嘆惜的對象。原因在於：據認為，這些購買不適當地增加了貨幣存量，從而成了將由無限制的購買而引發的那種通貨膨脹的先兆。事實上，即使金本位沒有被廢除，由這場白銀騷動所帶來的主要經濟危害也只是在於：它加重了貨幣存量之過低增長率，從而產生了通貨緊縮。它產生這種影響的原因在於：人們對美國將放棄金本位的擔心減少了資本的流入，而在不存在這種擔心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入將較大；同時，這種擔心又促進了資本的出逃。依次地，這些情況要求美國國內的價格較低，低於在不存在這些情況的條件下，在為美國與外國的黃金官價所制訂的匯率下，為平衡國際收支所需要的水平。

1896年布賴恩的失敗標誌著這場白銀騷動的最高潮。1896年布賴恩的失敗之所以成為最高潮，並不是因為布賴恩的雄辯失去了威力，也不是因為“健全貨幣”的擁護者以其理由說服了銀幣消自由鑄造政策的擁護者，而是因為：黃金的發現及黃金開采與冶煉技術的改進，使黃金成為實行通貨膨脹的有效工具。而這一有效工具正是布賴恩及其追隨者試圖通過白銀而獲得的。 1907年的銀行恐慌產生了明顯的、不可抗拒的銀行改革壓力。然而，我們有理由認為：至少這次恐慌的最後措施——即銀行關於存款對現金的可轉換性的一致限制——是一項治療良策，它中止了這場流動性危機，它使許多優良的銀行免於作為大規模歇斯底裏癥的犧牲品而墜入洪流。而且，以短暫但嚴重的困難為代價，它在短期的緊縮之後便迎來了經濟的復蘇與高漲。

最終制定的改革措施——聯邦儲備系統、其目的是防止將來發生任何此類恐慌或任何此類的轉換限制，事實上並沒能阻止住1930－1933期間發生的幹 1933年3月的銀行假日而終止的美國經濟史上最嚴重的恐慌、最嚴厲的轉換限制及銀行系統的崩潰。意在促進貨幣穩定性的這同一項改革，30幾年來，一直伴隨著貨幣存量方面的相當大的不穩定性，其不穩定程度之高居我們的數據所及的、聯邦儲備系統之前的任何經歷之首，而且，也許還居整個美國歷史當中的任何經歷之首（僅革命戰爭時期除外）。

股票市場之繁榮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通貨膨脹之陰影，導致了這樣一種廣為存在的觀點：20世紀20年代是一個通貨膨脹的時期，而 1929－1933期間的價格暴跌則是對此作出的反應。事實上，如果要說的話，應該說20世紀20年代是一個相對通貨緊縮的時代：從1923年到 1929年——對商業周期的高峰年份加以出軌並從而避免周期性影響的幹擾——批發價格以年1% 的速度下降，而貨幣存量以年4%的年際速度增長，貨幣存量的這年4% 的增長率大致上是為滿足產量擴大的需要所要求的增長速度。1927－1929期間的商業周期擴張，是自1891—1893期間以來首次出現的這樣一個時期：在此擴張期間內，批發價格發生了下降的情況（即使只是少量的下降），而從這以後再也沒出現過這樣的時期。

從1929到1933期間的貨幣暴跌，並不是在以前所發生過的情況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它是這些年份中所實行的那些政策的結果。正如我們前面已經談到的那樣，在1929—1933這些年份當中，可以用來制止這場貨幣崩潰的各種政策都是可以實行的。盡管聯邦儲備系統宣稱：它們所實行的是一種松貨幣政策，但事實上，它們所實行的是一項極端的緊貨幣政策。

“新政”的支持者強烈地贊同松貨幣政策。而且，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出現了迅速的貨幣擴張，這主要地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黃金價格的上漲，二是希特勒權力的膨脹，後者促進了資本的向美國流動。這一迅速的貨幣擴張並不歸因於除黃金價格的上漲以外的任何其它的貨幣行動。盡管這一上漲產生了所預期的直接影響，但與此相伴隨的某些其它措施——特別是黃金的國有化，黃金條款的取消，及貨幣政策以外的新政計劃——卻因妨害了商業投資而產生了相反的影響。在這一時期當中聯邦儲備系統所采取的一項主要的貨幣行動，是於1936及1937年在新獲得的權力之下，將法定準備要求提高一倍．這一行動並不打算帶來顯著的同期通貨緊縮影響；它主要地是作為一項“預防性的”措施而被采用的；聯邦儲備系統使它自己滿意於這樣一種狀態；超額準備充足且分布廣泛。在這種情況下，加之財政部的黃金凍結政策，聯邦儲備系統將法定準備要求提高一倍這一行動產生了嚴重的通貨緊縮影響。

2O世紀30年代的白銀購買法案，是在這樣一種表面目標下進行的：提高白銀在國家貨幣儲備中的比例，將其由1/6提高到1/3；而主要地卻是為了援助白銀礦工。該項法案在1933到1960期間內的總支出為20億美元，即為使美國的白銀礦工得到一美元的收益至少需支出5美元．然而白銀比例增加到 1／3的目標卻永遠沒有實現。但是，20世紀30年代的這一白銀購買法案卻著實地使中國遭受了好幾年嚴重的通貨緊縮，使中國永遠地、使墨西哥暫時地脫離了銀本位，並且必須將其看作是在經濟上及政治上削弱中國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們曾廣泛地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伴隨著嚴重的失業現象。聯邦儲備系統準備迎接這一可能性並歡迎債券支持計劃，這是因為該系統認為債券支持計劃將與戰後所要求的松貨幣政策相一致。在這種情況下，通貨膨脹（而不是通貨緊縮）赫然出現，成為較大的危險，而且，在朝鮮戰爭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增加的推動下，聯邦儲備系統最終被迫放棄債券支持這一自縛的鎖鏈。

在美國所發生的事情在國外也發生了。人們曾廣泛地認為：貨幣數量所具有的經濟重要性很小，除非對貨幣數量的控制能夠成為使長期利率保持較低（低於不存在控制時的情況）的手段，行長期利率保持較低依次地又將使總需求水平有所提高，否則的話，這一總需求水平將是不充分的。松貨幣政策是幾乎一成不變的藥方。通貨膨脹是幾乎一成不變的結果。只有當松貨幣政策被放棄時通貨膨脹才能夠得以終止。由此而來的一個結果是貨幣在經濟事物中作用的健康一面的恢復。與在前3/4世紀當中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對照，在幾乎整個戰後時期當中，貨幣流通速度一直持續上升。這一上升的很大部分明顯地是對戰時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所作出的反應。但是，這一上升規模太大，且持續的時間太長，以致於我們不能單單以此作為解釋。人們已經提出了無數的說明：從貨幣替代物之更為廣泛的可得性與更為優良的質量，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恐懼。然而我們傾向於認為：雖然這些因素可能都曾發揮了某種作用，但是，超出對戰時下降所作出的反應之外的那部分貨幣流通速度上升，則主要地是由整個公眾對經濟穩定信心之增強所產生的。與這一解釋相一致，我們預期長期的下降趨勢將得以恢復。但是，我們與這些表面現象之間的聯系仍然過密，以致於我們根本無法肯定這些表面現象在哪些方面具有欺騙性。在對這種種解釋加以最後的評判之前，我們還不得不等待實踐去揭示真相。然而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確定無疑的：貨幣的歷史將繼續為其未來進程的見證人貯存意外之事——研究貨幣的學者及政治家在危難關頭將予以忽略的那些意外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