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貨幣史(一)

自南北戰爭以來這一個世紀當中的美國貨幣史，一直是多彩多姿、變化無窮的。在追蹤其曲折歷程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對下列問題加以探究是十分必要的：國內政治，國際經濟安排，大管理機構的作用，個性在事件形成中的作用，及其它似乎與會計室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美國貨幣歷史的紛繁特色使得這一世紀的實踐經驗對於研究經濟變動的學生來說，有著特殊的價值。雖然他無法控制這一實踐，但是他可以在足夠分立的條件下對貨幣經歷加以觀察，從而將共同的因素從偶然的事件中分離出來，並取得相當的信心：即使在其它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指望這些共同因素得以成立。 縱觀我們所詳細檢驗的這近於一個世紀的情況，我們發現：

1．貨幣存量的發展變化一直與經濟活動、名義國民收入及價格的變化緊密相聯。

2．貨幣變動與經濟變動之間的相互關系一直是高度穩定的。

3．貨幣變動通常有一獨立的根源；貨幣變動並不簡單地是經濟活動變動的反映。

我們可以這樣期望：貨幣實踐的這些共同因素，構成了我們將來發展的特征，正如它們代表了我們過去發展的特征一樣。此外，我們還可以期望將來的發展（同過去的發展一樣），為下面這一較為不特殊的概括提供進一步的例證：

4．在貨幣問題上，表象是具有欺騙性的；這些重要的相互關系通常完全是映入我的眼簾的那些表象的反面。 1．貨幣存量與其它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

從1867到1960，在我們擁有貨幣存量估計值的這93年中，曾有過兩次主要的價格膨脹：1914－1920，及1939－1948期間一倍以上的價格上漲，這兩個時期剛好分別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中及戰後時期。在這二次戰爭當中，還存在著貨幣存量的一倍以上的增長。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貨幣存量的增長規模如此之大，這在任何其它的歷史時期當中都未曾出現過。

只有在一個時期當中曾出現過大規模的、持續相當長的、和平時期的價格上漲。即1897－1914年，在這一時期當中，價格上漲了40% 一50%。1897—1914期間貨幣存量的平均年增長率，高於具有可比長度的任何其它時期（兩次世界大戰除外）。人們普遍擔心：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一時期可能會最終地變成另一個這樣的價格長期持續上漲時期。然而，很清楚，到1960年為止，情況並不是這樣。1945年以來主要的價格上漲，或者是二次世界大戰的遺患，或者是與朝鮮戰爭有關。

1882－1892，1903-1913， 1923-1929，1948-1960，我們認為：這93年中的這4個階段表現出了相當高度的經濟穩定性。在貨幣存量的年際變化問題上每一階段也表現出了高度的穩定性；而其余各階段，在貨幣及收入的年際變化方面則表現出了明顯的較大的不穩定性。

在這93年當中，曾有過6次嚴重的經濟緊縮時期，產生了廣泛的災難與失業，商業周期歷史學家將這些緊縮時期限定為：與平均大約4年發生一次的、較溫和的緊縮相比，這些緊縮時期在規模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在種類上有所不同的話）（見圖18·1）。最為嚴重的緊縮發生在1929至1933年期間。其它幾個緊縮時期分別為：1873－1879，1893－1894（或者應該說是1893-1897這整個時期，它包含了為一短暫的、不充分的擴張所分開的 2個商業周期緊縮時期），1907－1908，1920-1921，及1937-1938。這些嚴重的緊縮時期中的每一時期，都伴隨著明顯的貨幣存量下降，其中最為嚴重的下降發生在1929-1933這一緊縮時期，在程度上能與這6個時期相比的其它下降時期只有這一時間序列的頭一年，即 1867-1868年，這是對南北戰爭時期的貨幣管用品加以清算的最後階段。在整個這93年當中，只存在兩個其它時期：1948-1949，及 1959－1960，在此期間內貨幣存量的下降明顯地長於零星的、較短的幾個月時間；然而，與這6個嚴重的緊縮時期中的任何一個相比，這兩個時期中的貨幣存量下降在程度上絕對地較小。而其余的緊縮時期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與擴張時期相比，緊縮期間內的貨幣存量增長速度較慢（而不是絕對地下降）。在這6個嚴重的緊縮時期當中，有4個是以較大的銀行波動或貨幣波動為特征的：1873-1879這一時期的波動是由於關於美鈔與鑄幣支付之恢復的爭論，及 1873年銀行危機而引起的；19世紀90年代的波動是由於關於白銀的作用的爭論、1890年的銀行危機及1893年更為嚴重的銀行危機而產生的。 1893年的銀行危機所涉及的是各銀行對存款與通貨的可轉換性的協調限制；1907－1908這一時期的波動是由於銀行恐慌而引起的，這一次銀行恐慌也與限制有關；1929—1933這一時期的波動是由於銀行系統的崩潰而引起的，這一次銀行系統的崩潰涉及了1/3的銀行因失敗或合並而消失，並以全國範圍內的銀行放假及為期一周的銀行活動完全停止而告終。在嚴重程度方面，唯一能完全與這四次危機相比的另一次銀行危機也發生在這整個的期間內，即1884年的銀行危機。這是我們所研究的期間內第三個長的緊縮時期（1882-1885）當中所出現的一個插曲，它處在嚴重緊縮時期序列的分界線上。

在其它兩個嚴重的緊縮時期當中，即1920-1921，1937-1938，貨幣存量的減少是聯邦儲備系統的政策行動的結果：在1920－1921 期間，1920年早期出現了貼現率的急劇上升，而大約4個半月以後又出現了一次這樣的上升；在1937－1938期間，1936年及1937年早期存款準備比率提高了一倍。在這兩種情況中，貨幣存量的相應減少都伴隨著嚴重的經濟下降。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中的任一種情況中，貨幣存量的減少都不是導致銀行危機的根源。

在我們的證據所反映的這些相互關系當中，最為緊密的相互關系是（一方面）貨幣存量的長期和周期變動，同（另一方面）名義國民收入和價格的相應變動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周期當中，因為實際國民收入與名義國民收人趨於同方向變動，所以，我們還觀察到了貨幣存量的周期變動與實際國民收入或商業活動的周期變動之間的緊密關系，貨幣存量的長期變動與實際國民收入的長期變動之間的相互關系則較為不緊密得多。在早些時候所提到的這4個穩定時期中的每一個時期當中，實際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都大致相同。然而貨幣存量與價格卻是以截然不同的速度增長著，在一個時期當中價格年下降1%，而在另一個時期當中，價格年上升2%。很明顯，只要實際國民收入的增長與貨幣存量的增長進行得相當順利時，那麼決定實際國民收入長期增長率的力量則大致地獨立於貨幣存量的長期增長率。但是，貨幣的明顯不穩定則始終伴隨著經濟增長之不穩定。

貨幣關系的穩定性

貨幣與其它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長期以來，不僅是十分緊密的，而且在形式上及性質上也是高度穩定的。美元與英鎊之間的匯率變動後美國與英國循相對價格調整情況，是關於基本經濟關系之穩定性問題的一個有力證據。我們掌握著自1871年以來的極為連續的資料序列（見圖18·2）。在 1871-1949這79年中，美國的經濟結構與發展，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美國與英國的內部貨幣結構，及將它們連結在一起的國際貨幣安排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盡管出現了這些變化，盡管存在著兩次世界大戰，盡管價格指數方面存在著統計誤差，但是，以1929年為100的調整價格比率在這 79年當中（有一年例外）介於84到111之間。唯一的例外發生在1932年。它反映了隨1931年秋季英國貨幣貶值而來的國際貨幣關系的崩潰。這使得英國在英鎊區以外、在美國貿易所及的世界中暫時地失去了代表作用。一年以後，這一比率又回到了早先的幅度之內。而且，在最初的10年中，這一幅度的最高水平及最低水平幾乎都曾出現過：在這一時期當中，這一比率由1871年的111變化到1876年的86。1950年，在英國於1949年秋季再一次貨幣貶值後，如1932年一樣，這一比率超出了原有的變動幅度，這一次上升的規模要大得多，達到了143。這一次偏離持續的時間較長，這部分地是因為英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具有的作用較小。但是，我們認為，更為主要的是由於抑制價格上漲或其在所計算的價格指數中等價物之表現的更為有效的方法的發展。然而，年復一年，這一比率一直下降到1958年才停止，這時的比率為118，稍稍超出了原先的變化幅度；1960年，這一比率仍然大致地保持在這一水平上。盡管我們習慣於把美國看作是自給自足的，但是，西方世界之經濟一體化已足夠他接近於使美國的價格相對於外部價格而幾乎不具有靈活性（當一種價格都以一種共同的貨幣來表示時）。與能夠取得什麼樣的價格關系相比，在如何取得某種價格關系問題上存在著更大的余地——是通過內部價格的變動還是通過匯率的變動？關稅方面的廣泛變更，某一重要的黃金購買計劃，資本流動方向方面的大規模改變（見圖18·2），或者我們的貿易夥伴對廣泛的外匯控制的取消，等等，這些因素中沒有一種曾根本性地改變過為取得某種國際支付均衡所必要的價格關系。

貨幣流通速度——它反映了社會的貨幣持有偏好——為基本經濟關系的穩定性提供了另一個例證。由於美國人民實際國民收入的增加，而且也許還由於儲蓄因銀行機構的普及而變得更為順利，相對於美國的國民收入來說，該社會掌握了絕對較大的貨幣數量，這就是說：貨幣的流通速度下降了。1869年，貨幣存量總額小於3個月的國民收入；1960年，貨幣存量總額多於7個月的國民收入。所以，流通速度的數值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然而，這一變化的進行卻是相當穩定的：在19世紀80年代及19世紀90年代早些時候的價格下降時期內，因為價格下降使得貨幣的持有更具吸引力，所以這一時期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稍微快一些；而在1897－1914的價格上漲時期內，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稍微慢一些。主要的例外情況只有兩種：一種發生在2O世紀30年代大緊縮期間及大緊縮之後，在這期間貨幣流通速度發生了大幅度的下降，然後又迅速回升；另一種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在這期間也出現了貨幣流通速度的大幅度下降，然後又出現了迅速的戰後回升。與周期性波動相對應，貨幣流通速度表現出了系統性的、穩定的變動趨勢：在擴張時期上升；在緊縮時期下降。即使是隨大危機而來的那一次貨幣流通速度的大波動也部分地適合於這一模式；這一次波動的幅度如此之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周期性波動的幅度是如此之大。

在以1960年為結束的這90年中，貨幣流通速度以平均略高於1%的速度而下降。在商業擴張期間內，貨幣流通速度以低於這一水平的速度而上升或下降；在商業緊縮期間內，貨幣流通速度以高於這一水平的速度而下降。貨幣流通速度周期性上升與下降的幅度，趨於隨經濟活動的周期性變動幅度的變化而變化。鑒於經濟活動的許多周期性變動的幅度大致相同，所以，貨幣流通速度的許多周期性變動的幅度也大致相時。盡管這一長期趨勢，盡管這種一致性的周期摸式，盡管我們的估計值中存在著相當大的誤差，但是，在1869（我們的貨幣流通速度資料的開始年份）到196o這91次年際變化中，所觀測的貨幣流通速度的年際變化幅度有78次小於10%。在13次較大的變動中，有半數以上是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大緊縮時期，或兩次世界大戰時期，且最大的一次變動的變化幅度為 17%。按某種長期趨勢的百分比來表示，貨幣流通速度在53年的時間裏處於90到110之間，而在66年的時間裏處於85到115之間。在其余的26年中，頭15年的貨幣流通速度為12（按某種長期趨勢的百分比來表示，而且這一時期的國民收入數字有著嚴重的缺陷），而在大緊縮期間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內這一數字為7。

另一種高度穩定的貨幣關系是貨幣存量的變動與經濟活動的周期性變動之間的相互關系。平均說來，貨幣存量的增長速度高於名義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這是貨幣流通速度的長期下降問題的另一側面。在周期性擴張期間內，貨幣存量以快於平時水平的速度而增長。而在周期性緊縮期間內，貨幣存量以慢於平時水平的速度而增長。貨幣存量的增長比率剛好在商業高潮期到來之前趨於減慢，而在商業低潮期到來之前趨於加快。在整個該時期。內，這一模式都占有主導地位；從我們的資料所及的最早的商業周期來看，以及從最近的商業周期來看，情況都是這樣。

我們的這些評述的細心讀者將會發現許多更為詳盡的、關於穩定的貨幣關系方面的例證，以補充上述那些概括性很強的例證。1878年為準備恢復鑄幣支付及1933年以後為提高國內價格而實行的黃金購買計劃所具有的類似影響。存款-現金比率作為流動性問題的指示器所具有的可信程度；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來的、美國批發價格的類似的初始波動——在這兩種情況下，初始變動的方向都與後來占主導地位的方向相反；等等。

盡管在貨幣安排方面存在著根本性的變革，但這些一致性都得以保持下來．從1862年到1879年，美國有著獨立的國幣，它不能以任何固定的比率同黃金、白銀、或任何其它國家的貨幣而相互轉換。所以，貨幣存量可以由內部確定。從1879年到1914年，美國貨幣可以按照法律所限定的、且在實際當中所保持的固定比率同黃金相兌換。這樣一來，貨幣存量及內部價格不得不處在這樣一種水平上：在不存在異常的黃金波動的情況下，能夠使國際支付大致平衡的貨幣存量及內部價格水平。盡管——毫無疑問——在短期當中存在著某種靈活性，但貨幣存量是一個因變量而不是一個自變量。從1879年前後到聯邦儲備系統的建立，美國的單一銀行體制分為國家銀行及非國家銀行。國家銀行及非國家銀行各擁有總存款的大約一半，且二者都不受制於任何的中央控制，財政部偶爾擔負起中央銀行的責任時的情況除外。

從1914年到1993年，美國的貨幣繼續固定地與黃金掛鉤，但是具有此種掛鉤的其它國幣已為數較少。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強，且外貿在美國的經濟活動中所占的比重業已變小。所以，與早些年份相比、美國貨幣與國際貿易之間的紐帶更為松馳。此外，聯邦儲備法案不僅對大部分銀行系統建立起了中央控制機制，而且成立了這樣一種機構：它可以有計劃地加以幹預，從而改變、甚至扭轉國際支付與國內貨幣存量之間的相互關系。

1933年早期，美國貨幣與黃金之間的固定紐帶被割斷了。一年議後，在一不同的比率上這種固定的紐帶又重新建立起來．然而，這時重新建立起來的、且從那以後在法律上占主導地位的金本位，與1933年以前的金本位是截然不同的。黃金已從流通中消失，且貨市黃金的私人所有權為法律所禁止，所以，國幣不再可以自由地、以一固定的比率與黃金相兌換。貨幣與黃金之間紐帶的松弛，及隨之而來的貨幣與國際貿易之間紐帶的松弛，在其它國家中得以完成，其中許多國家在完全割斷國幣與黃金之間的聯系方面甚至走得更遠。今天。黃金主要地是一種價格固定的商品，而不再是美國或世界貨幣體系的關鍵所在。然而，歷史的繼承性及黃金作為固定匯率的工具的使用，使黃金仍然具有為任何其它的政府限定價格的商品所不具有的貨幣重要性。由於銀行存款聯邦保險制度的實行，1934年銀行系統內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化。銀行存款聯邦保險制度的實行似乎完成了聯邦儲備法案所未能成功的事情：使得公眾對某些銀行信心的喪失迅速地擴展為銀行恐慌成為不可能，銀行恐慌是因公眾方面大規模地將存款轉化成現金的企圖而產生的。

貨幣安排方面的這些變化嘰顯地改變了決定貨幣存量的力量。結果是：它們也改變了貨幣存量的變動情況。例如，在1914到1960這46年中，當某種政府機構對貨幣存量的變動情況負有明確為責任時，與前明年的情況相比（那時貨幣存量是由金本位的半自動機制所決定），貨幣存量的年際變動在數量上更為不穩定。另一方面，在二次世界大戰末以來的這一段時期內，與具有可比長度的任何早些時期相比，貨幣存量的年際變動在數量上則較穩定得多。改變貨幣安排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了下述三個變量，而我們已經發現將這三個變量視為貨幣存量的數學決定因素是十分有用的：強力貨幣存量；公眾的存款與公眾所持有的現金之間的比率;商業銀行系統的存款負債與其存款準備金之間的比率，這裏，我們將商業銀行系統的存款準備金定義為等同於商業銀行系統的強力貨幣總持有量（見圖示83）。

強力貨幣存量是在數學上說明貨幣存量的變動的主要因素。然而，在不同的時間裏，強力貨幣方面的變動卻是由不同的力量所引起的：在美鈔時期內，主要地是由政府的信用發行方面的變動所引起；在1879－1914時期內，盡管在某種程度上也由為交換白銀而發行的國家銀行票據及通貨方面的變動所引起，但主要地是由黃金的流動而引起；在1914－1960期間內，主要地是由未清償的聯邦儲備信貸方面的變動所引起，然而1934－1940這些年份卻因黃金的流動占主導地位而出現了明顯的例外情況。

主要在金融困難時期，存款-現金比率有著很大的重要性。在每一金融困難時期內，公眾對銀行的信心的喪失都會導致公眾將存款轉化成現金的企圖，從而使存款-現金比率銳減，並對貨幣存量產生了強烈的下降壓力。聯邦儲備系統的建立被期望為能夠消除存款-現金比率方面的此類變動所具有的貨幣重要性，辦法是當公眾希望以現金來替代存款時，在不要求存款多倍減少的情況下，提供一種能夠使公眾可持有的現金絕對數量增加的途徑。然而事實上，聯邦儲備系統並沒有成功地取得這一目標。在從1867－1960這93年中，最為顯著的存款-現金比率的變動發生在1930年到1933年期間，在這一時期當中，存款-現金比率下降到不足於初始水平的一半，且僅在3年的時間裏便使三十幾年的長期增長化為烏有。盡管公眾所持有的現金的絕對數量增加了，但是這種增加僅是在存款的更大幅度減少的代價下才得以實現，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貨幣總存量減去1/3。1934年銀行存款聯邦保險制度的開始建立才最終地、決定性地改變了存款-現金比率的變動情況。從那以後，在短期當中這一比率從未遭受到劇烈的波動，但將來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

盡管存款-準備比率通過在商業擴張時期普遍上升，在商業緊縮時期普遍下降而有著更為連續的次要作用，但是，同存款-現金比率一樣，存款-準備比率在金融困難時期才擁有其主要的作用與影響。一旦公眾通過降低存款-現金比率而表現出對銀行的不信任，銀行必須通過力求加強其準備而應付此種局面。在很短的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也就是說他們成功地降低了存款-準備比率，從而進一步加強了貨幣存量的下降壓力。

在較長的時期當中，存款-準備比率也對應於貨幣安排方面的變化而變化。在美鈔時期內，由於國家銀行的日臻完善及非國家銀行的相對重要性的提高，存款 -準備比率有了顯著的上升。在1897-1907這10年中，這一比率又一次地上升，這部分地起因於財政部所擔負的、更為廣泛的中央銀行職能的恢復。在聯邦儲備系統建立以後，這一比率再一次上升，原因在於聯邦儲備系統的建立既降低了法定準備要求，又給銀行以信心：在需要的時候，在其它一切都失敗以後，它們還有一個現成的、最後的貸款人可以依靠。1930－1933期間的貨幣崩潰，深刻地改變了這種情況。這使得存款-準備比率從其1929年的全期最高水平，下降到（10年以後）略高於我們的時間序列開始時的1867年水平。1930-1933期間的經歷使銀行知道了不能在流動性方面依靠聯邦儲備系統；銀行根據它們在流動性偏好方面的相應變化來調整它們的準備大約需要3年的時間。1936－1937期間法定準備要求的連續提高使銀行在其偏好方面發生了又一次變化；同樣，它使銀行用了大約3年的時間來進行調整。從那時起，隨著存款保險在消除銀行擠提風險方面的作用之逐漸被認識及早期經歷的影響之逐漸消失，存款- 準備比率持續上升。如果調整是針對法定準備要求方面的變動而作出的，那麼這一比率將回到它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水平上。

盡管在影響貨幣存量的力量方面存在著這些明顯的變更，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貨幣存量方面的變動與其它經濟變量的變動之間的相互關系，一經確定下來，則很小存在任何改變。對貨幣存量有沖擊作用的那些外部力量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與此同時，貨幣存量變動對經濟生活的其它方面的影響作用似乎一直是高度穩定的。

貨幣方面的變動的獨立性問題

貨幣存量的變動與其它經濟變量的變動之間的密切聯系本身並不能告訴我們任何關於二者擇一的影響方向的起源問題。貨幣方面的變動可能是在隨其它經濟變量方面的、獨立產生的變動而應聲起舞；國民收入與價格方面的變動不能是在隨貨幣方面的、獨立產生的變動而應聲起舞；這二者可能是相互作用的，每一方面都可能擁有某些獨立因素；或者，二者可能都隨此以外的、第三種影響因素系列所發出的共同之聲而起舞。對在貨幣歷史上非常重要、範圍廣泛的定性證據加以分析所帶來的一個極大好處在於：它為對這些關於所觀測到的這一統計協變性的各種可能解釋加以區分提供了依據。我們可以超出這些數字本身，並（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對引起下面這種特殊變化的先前情況加以分辨：在我們將有關這些特殊變化的統計數字輸入計算機時，這些特殊變化變得如此地缺乏個性特征。從我們的論述來看，有一件事情是充分明確的。鑒於貨幣方面的變動通常不是商業情況方面的同期變化的直接或必然結果，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說，貨幣方面的變動事實上通常是獨立的。

最明確的例子可能要數1897－1914期間的貨幣擴張，這一次貨幣擴張是世界性的，且反映了黃金產量的增加。黃金產量的增加部分地是前十幾年中價格下降的結果（價格的下降促進了黃金生產），也可以說反映了貨幣變動與經濟變動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很清楚，這次貨幣擴張不能歸結為名義國民收入與價格的同期提高。名義國民收入及價格的提高單獨地促進了世界黃金產量的普遍減少，而且在一金本位的世界裏也促進了黃金從任何個別國家的流出。如果貨幣與國民收入的共同變動不是完全同步的，那麼，影響的方向必定是從貨幣到國民收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兩次主要的貨幣存量增加大約是同樣清楚的。在兩次大戰的早期階段，隨著交戰國將它們業已可以流通的資源用來購買美國的戰爭物資，黃金大量地流入美國，而這一期間的貨幣存量的增加則反映了這一流入。因為黃金的流動在1914年以前的年份中就已經存在了，所以，這一時期黃金的流入不是經濟活動方面的同期變化的副產品。它們是兩次戰爭之爆發的結果，是交戰國家的政治當局有計劃的政策決定的結果。在兩次戰爭的晚期階段，這一增長反映了美國當局關於為戰事支出籌集資金的政治決定。這些決定涉及到了強力貨幣的大規模擴張，由此來繼續為黃金的流入所開始的工作。同樣，如果貨幣存量的變動與名義國民收入及價格的變動不是同時發生的，那麼，影響的方向必定是從貨幣到國民收入。

硬幣支付的恢復及一系列白銀事件反映了所發生的貨幣變動方面的巨大獨立性，也反映了貨幣變動與商業變動之間的、相當復雜的作用與相互作用。19世紀 70年代對恢復硬幣支付的各種贊成與反對壓力，及19世紀90年代銀幣的自由鑄造壓力，是決定事件進程的主要因素。盡管這兩種主要因素當然地並不獨立於經濟的長期發展進程。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二者都獨立於同期的經濟活動進程。這二者也深深地受到了這些事件的進程的影響；反對恢復硬幣支付的壓力及贊同銀幣自由鑄造的壓力，極大地為商業活動進度的減慢或下降，或為農產品價格的下降而加強。更為重要的是，國內外的收成狀況，19世紀70年代鐵路部門的發展及19世紀90年代倫敦貨幣市場的發展等此類的同期事件，對那些政治壓力引起貨幣波動的特定時日有著重大的影響，依次地又將反作用於商業情況及政治態度。聯邦儲備系統的建立為研究貨幣問題的學者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替代物（與社會科學家通常可以得到的相比），以替代為確定影響方向而進行的有所控制的實驗。這一系統有時僅僅是其它力量借以發揮作用的一種途徑——正如兩次大戰期間及20世紀30年代大部分時間裏所發生的情況一樣，那時，聯邦儲備系統所遵循的是一個大致被動的進程；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發生的情況一樣，那時，其支持政府證券價格的政策使聯邦儲備系統幾乎沒有發揮獨創性的余地。但是，聯邦儲備系統的建立使一小部分人具有了通過審慎的過程，以明顯的且可證明是同一的方式，改變事件進程的權力（這種權力一次又一次地為他們所行使）——這裏所描述的過程與有所控制的實驗的行為相類似。的確，貨幣當局的行動極大地為他們行使其權力的社會中的輿論及知識水平所影響。貨幣當局的態度，他們所進行的實驗，及他們對實驗結果所作出的解釋等，在很大程度上為同期的事件進程及關於貨幣現象的同期知識水平所決定。這一點對於自然科學家決定進行何種實驗，根據以前的實驗及同期的知識體系對實驗結果加以說明等活動來說同樣是正確的。在這兩種情況中，對現有知識狀態的這種依賴，並不改變科學的獨立性，即獨立於引入控制變量中來的這些變動的早期或同期事件進程。在這兩種情況當中，上述說法的含義僅僅在於：後來的學者可以根據改變了的知識體系而對這些實驗結果重新作出解釋，並得出與原先的實驗者所得出的不同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