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金融時報
日期:2014/04/28 06:38
不平等是當前的熱門話題。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引起的反響，顯示出人們愈發焦慮。但皮凱蒂對兩個問題幾乎沒有關註：為什麼不平等事關重大？減少不平等的代價是否會超過潛在的收益？這一空白有待填補。
本書主要在政治層面探討不平等問題。但經濟層面同樣值得註意。令我驚訝的是，作為最為保守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員工卻在2月份一篇題為《再分配、不平等和增長》(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的備忘錄中討論了這些問題。文章得出的結論很清楚：一開始較不平等的社會，傾向於再分配更多的財富；凈不平等程度降低（乾預過後）可推動更快、更持久的增長；再分配對增長的影響一般是良性的，只有極端狀況下才有負面作用。
這些結論引人註目。那麼，為何它們可能是真的？
對於第一條結論，顯而易見的解釋是：至少在普選民主制社會，市場產生的不平等越嚴重，要求再分配的政治壓力就越大，因為選票的分配比金錢更平等。富人的對策可能是直接或間接剝奪窮人的選舉權。他們也可能強調社會和文化問題，試圖吸引收入較低者的支持。此外，富人總是在施加政治影響力。再分配通常能最後勝出，這並不驚人，而是值得註意的事實。
現在來考慮第二條結論。其實，不平等可能促進增長，因為它反映出對創新和創業精神的高度激勵。不平等可能還意味著更高的儲蓄和更高的投資，因為富人的儲蓄率很有可能高於窮人。事實上，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引用這一論據來為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的不平等辯護。在窮國，不平等可能為部分人口提供創業或接受教育的資源。但另一方面，不平等可能剝奪窮人維持健康、習得技能或照顧、教育子女的能力。它可能造成不穩定，因為政治觀點容易兩極分化，一邊是提倡低稅收的保守主義，一邊是提倡再分配的民粹主義。它還可能阻止兩方就負面沖擊的應對之策形成共識。
至於第三條結論，不難看出再分配政策為何可能妨害增長。隨著收入的升高，稅收帶來的經濟成本不相稱地增加，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但與此同時，一些再分配政策可能只會產生低成本乃至負成本：例如，消滅那些主觀設置、照顧富人的稅收漏洞；再例如，利用稅收為公共投資、強化教育和全民醫療提供資金。這些措施可能促進平等和增長。
那?理論上，不平等、再分配和增長之間的關系既可能帶來好結果，也可能帶來壞結果。我們需要在對證據的仔細分析中尋找答案，即便這些證據無疑還不盡完美。IMF研究得出了非常確切的結果。
IMF研究提到，在過去半個世紀，市場造成的（即政府乾預前的）不平等在高收入國家加劇，在發展中國家弱化。在全球化的時代，這與人們的預期相符。另外，在高收入經濟體，市場造成的不平等和政府乾預後的不平等之差異低於其他國家，因為前者政府實施再分配的力度要大得多——這也在人們的預料之中。
IMF的分析依靠關於增長、不平等和再分配的跨國數據。它分別考察了不平等和再分配對5年內人均實際收入和增長期長度的影響。以5年增長期為研究對象，一個明顯的結論是：不平等削弱了增長。再分配的直接影響是可以忽略的負值。但它通過減少不平等間接促進了增長。另外，更高程度的不平等降低了增長期持續的可能性。最後，研究發現，如果進一步提高本已很高的再分配程度，將影響增長。但如果不走極端，提高再分配不會損害增長。
這項研究的啟示或許令人意外。不平等會損害增長；不僅如此，糾正不平等的措施總體上也是無害的。研究取材於涵蓋大量不同性質國家的數據，結論展示的只是統計關系。然而，研究結果表明，我們不必太擔心再分配和增長之間的取捨問題。
研究結果也與我們平時的觀察相符。歐洲人註意到，再分配程度較高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在經濟表現上強於歐洲南部再分配程度較低的國家。此外，這些高稅收國家也沒有遭遇財政危機。同樣，對發展稍作瞭解，便知道那些平等程度較高的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和韓國——在二戰後的表現遠超拉丁美洲那些較不平等的國家。亞洲人的教育投資更為成功，並通過某種途徑讓人口參與到他們充滿活力的現代經濟中。
當然，這項分析無法終結有關這些重大話題的政治辯論。相反，它擴大了辯論，將其推向較為樂觀的方向。
將開放、富於活力的市場經濟，與有限程度不平等帶來的共同使命感和成就感相結合，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的。此外，減少不平等可以提高全民在更平等條件下的參與能力，因而有可能提升經濟表現。這需要一個重要條件：政治不能過分受制於財富。
達成市場活力與有效再分配的適當結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政治挑戰之一。這需要各國採取有目的的行動，並且加強彼此合作，尤其是在稅收方面。但既然連IMF的工作人員都在分析這個一度是禁忌的話題，那麼解決問題的時刻確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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