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少普
日期:2013/07/03
王少普：溝口雄三教授，您好。您與小島教授主編的《中國的思維世界》被翻譯成中文，去年在中國出版。此前，先生的《作為方法的中國》等專著，已先後在中國出版，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關注。先生的視野很開闊，研究涉及多個學科，例如您為《中國的思維世界》所寫的序，就不僅涉及歷史領域，也涉及國際關係領域。我今天受《文匯報》委託，想就以下問題，向您請教：
您提出了「中國的近代既不是超越歐洲的，也並不落後於歐洲，它從開始就歷史性地走了一條與歐洲和日本都不相同的獨特道路」的重要觀點，您能否說明一下中國近代道路的獨特性？
溝口雄三：例如，我提出了以16～17世紀作為中國近代史基本立足點的看法。因為，16～17世紀，在中國發生了大的歷史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在其後不久，為中國帶來了辛亥革命。但是，我所說的變化，不是侯外廬先生曾提出過的、早期啟蒙思想等那樣的資本主義萌芽論之類西洋型的近代化變動。我所說的變動，是指以黃宗羲為代表的「鄉里公論」，即「地方的公事地方辦」的所謂民間主導的「鄉治空間」的成立、成長過程所顯示的東西。
這個過程，一再被用「地方自治」的詞彙說明，但是我不使用這個詞彙，而使用「鄉治」這一詞彙，因為「地方自治」這樣的詞彙充滿西洋風味，我想避開。在西方，如果說到「地方自治」，包含有民間的通行自由等城市市民的政治自由，指的是作為權利被獲得的東西。而「鄉治空間」，是紳、民交錯的空間，其由來也不是權利的獲得，而是來自於以相互扶助為主軸的、道德性的公共活動。這種活動，產生於16～17世紀，即明末，最初是作為救濟饑民、棄兒，撫養老人、病人等個人的善行開始的。到了清代，擴大到修路、架橋、疏浚運河等公共事業，活動範圍涉及經濟、社會、政治等各個領域。這樣的民間公共活動，是中國的特殊的東西。其後，經過白蓮教、太平天國等變動，達到了蓄積武裝力量（團練）的程度，勢力增強。「鄉治空間」蓄積的力量，以鎮壓太平天國為契機，支撐起了「為了地方的軍隊」（即湘軍等），以後發展為軍事上的「省的力量」。不久，帶來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特點有三：（1）終止了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2）各省各自發揚「省的力量」，形成獨立狀態；（3）中央集權制崩壞，國內陷入分裂割據狀態。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白，辛亥革命走的是分權化的道路。中國的這種分權化道路，與當時歐洲和日本所經歷的「由分權到集權」的道路是不同的。但是，歐洲與日本等國的歷史學家，把「由分權到集權」的道路，視為普遍的近代化道路，而認為「從集權到分權」的中國辛亥革命則是落後的。
王少普：您認為，迄今為止的世界認識是「以歐洲標準為世界標準而建立起來的」，但存在「以歐洲標準無法衡量的世界」，「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基本上不能套用歐洲標準加以把握的世界」，那麼，您認為應該以怎樣的標準把握中國？也就是說請您介紹一下您研究中國的方法。
溝口雄三：其實，上述中國與歐洲和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區別，顯示的是近代化過程與結構的區別，不應被理解為先進與落後的區別。當然，兩者間的社會結構和歷史脈絡的區別是必須注意的。歐洲與日本，在近代以前實行的是封建領主制，在這種制度下，封建領地的劃分使通行不自由，還有不平等的世襲身份制。因此，其近代革命主張廢止領地制，主張四民（士農工商）平等。由此產生了自由與權利等主張。而在中國，從宋代開始，便沒有世襲的士農工商的身份差別，形成了以實力為本位的社會，通行與商業是自由的。因此，也就沒有類似歐洲與日本那樣的爭取自由與權利的鬥爭。
如果我們著眼於以上歷史脈絡的區別，就可以明白，以歐洲基準，即按照歐洲的歷史脈絡制定的標準，來觀察中國歷史，是多麼的沒有意義。那麼，應該以怎樣的標準觀察中國歷史呢？簡單地說，應該以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結構與歐洲不同為前提，以中國的歷史與社會結構為標準，觀察中國的歷史。例如，從探索中國歷史中為爭取自由和權利的鬥爭，進一步探索善堂、善會等，探索實行公共事業的集團與商業網絡組織的行會，探索作為自衛組織的保甲組織和團練組織，探索作為由血緣聯繫的相互扶助組織的宗族制度，探索充實「鄉治空間」的各組織的歷史足跡。
在這裡，我有一句話要說，那就是我不希望將我的工作簡單化為「與西洋對抗」的東西，要感覺到中國歷史的脈動，必須與封閉的「文化本質主義」訣別。但是在「普遍化」的名義下，將中國的歷史嵌入出自歐美的框架，也是我反對的。說到今天我們以怎樣的框架觀察中國，就會直面思維方法上的問題。歷史分析，不能成為原封不動地解釋現實的工具，但是思考歷史的思維方法，是會影響到面向現實的應有的思考的。
王少普：您認為，從整體上把握「用歐洲標準無法衡量的、溢出這種標準之外的中國世界」，「也就意味著它反過來使得歐洲的標準相對化了」，「以中國為媒介而將歐洲的標準相對化，是為了使世界認識多元化。」顯然，您說的「世界認識多元化」是來自於對客觀實際重新認識而產生的理念變化，這種理念變化，除了對學術界發生影響外，會對當今及未來的國際秩序發生影響嗎？
溝口雄三：現今，亞洲特別是進入21世紀的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脫離了鴉片戰爭以來的混亂時期，這意味著中國開始發揮其本來擁有的潛在力量。但是，這種潛在力量的應有狀態（完全不是就理想而言），恐怕包括中國人在內，我們的基本認識都是不完全的。
我們還沒有從歐美主導的認識論中獲得自由。所作的僅是以歐美標準為主軸的議論，雖然對此也有批判，但是還沒有能夠形成多元的認識論吧。「世界多元化」的認識論，也許與國際秩序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是，如果承認不存在沒有認識的行動，那麼要產生根據多元認識而形成的新的社會的一致合意，「世界多元化」的認識論，對於改變以歐美為主導的舊模式的國際關係，也能發揮間接的作用吧。
重新審視中國的研究態度和方法
《中國的思維世界》這本論文集，收集了包括溝口雄三本人的論文在內的20篇關於中國思想史、關於中國禮治與政教的某些重要概念、重要側面的論文。筆者認為，溝口雄三在序言中概括出來的重新審視中國的研究態度、研究方法，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1.聯繫歷史的發展潮流，重新審視中國。
溝口雄三認為，「今天，亞洲的現實發生了巨大變化，先進的日本與落後的中國這樣的圖式正在失去現實依據。亞洲的近代問題，正在從抵抗和苦惱或者殖民地和歧視偏見的問題逐漸向著協調和發展、國民國家秩序的重新思考、亞洲的新秩序、與歐美的結構關係、建立新的視角等問題轉化。」
與上述歷史的發展潮流相聯繫，溝口雄三主張，「與中國的當下正面相向，既非觀察中國的現在狀況，也非進行傳媒式的評論，更不是累積關於現代中國的知識，乃至競賽知識的新鮮度」，「它對於我們來說意味著重新思考東亞的歷史，」「重新追問亞洲近代的涵義。」
2.突破歐洲標準，從整體上把握真實的中國。
溝口雄三認為，迄今為止的世界認識是「以歐洲標準為世界標準而建立起來的」，但存在「以歐洲標準無法衡量的世界」，「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基本上不能套用歐洲標準加以把握的世界」，為了從整體上把握真實的中國，必須「放棄歐洲標準等既定的判斷依據，放棄歷史框架或意識形態等，盡可能深入中國的歷史文獻」。
3.從整體上把握真實的中國，可以促使世界認識多元化。
溝口雄三認為，從整體上把握「用歐洲標準無法衡量的、溢出這種標準之外的中國世界」，「也就意味著它反過來使得歐洲的標準相對化了」，「以中國為媒介而將歐洲的標準相對化，是為了使世界認識多元化。」
溝口雄三極力提倡上述重新審視中國的研究態度、研究方法，基本動因是他通過對中國迅速發展的觀察，預感到亞洲的近代化正在並將繼續突破歐洲標準，走出一條新的路子，曾通過效法歐洲而成為亞洲近代化「優等生」的日本，如不能充分認識這一點，會落後於現實的發展。
溝口雄三指出，在最近的一個半世紀裡，亞洲經歷了巨大的變動。「我們姑且在亞洲現在也處在近代過程中這樣一個前提下，把1850～2050年這200年假定為亞洲的近代時期（也即歐化時期），那麼，從1850～1950年這前100年，對於亞洲來說是苦難的時期。眾多的國家被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被暴力逼迫著歐化。而在1950～2050年這後100年，亞洲恢復了獨立，開始積極地接受了歐化，利用歐化自我更新，從而培養出了與歐美比肩的經濟實力，逐漸樹立起新的國際秩序觀念。」溝口雄三認為，「日本人把自己視為近代的模範、近代的‘優等生’的一般社會觀念，是以前100年的某些被視為現實根據的要素作為背景的。而在後100年也即現在，根據正在喪失。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例證。但是，日本人喪失了依據的‘先進’、‘優等生’觀念」，「仍然在持續著。歐洲的標準還沒有被完全相對化，觀念遠遠趕不上不斷變化的現實。多數日本人並沒有注意到這個觀念與現實的乖離，正如清末中國多數知識份子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落後、還在沉迷於中華之夢一樣。」「這是作為日本人的我，最感到憂慮的，也是我最希望日本人瞭解歐洲的標準已不能充分解釋亞洲這一事實的原因所在。」
溝口雄三的上述看法有其客觀依據，歷史上，日本雖然曾經以中國為主要學習物件，但是在前近代，中日兩國的社會結構存在重要區別，日本的社會結構更接近於前近代歐洲的社會結構。日本以歐洲為樣板的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以日本與歐美為樣板的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卻失敗了。中國的近代化道路顯示了與歐美和日本的明顯區別。
溝口雄三從上述動因出發，提倡的重新審視中國的研究態度、研究方法，要求完整把握中國的獨特性以及以這種獨特性為依據的在特定條件下的獨特發展趨勢，以揭示真實的中國，揭示其他真實的文明實體。這些文明實體，各自有自己的標準，但是，由於承認他者的存在，各自的標準便被相對化了。以各自標準的相對化為基礎，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才能突破單一文明的限制，達到多元化的境界，從而把握世界的真實發展。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亞太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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