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與現代世界體系的危機

日期:2013/04/15

外逃工廠已無路可去？

自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存在以來，其成功運作的一個重要機制就是工廠大量外移。在依賴所謂主導產業（主導期通常約為25年）積累起巨大資本的一段時間後，利潤水準下降，原因既有主導產業的準壟斷地位削弱，也有由於各類工團主義行動導致的工作力成本上升。

當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解決辦法就是工廠「外逃」。這指的是，生產場地轉移到世界體系的其他地方，那裡有「歷史形成的較低的工資水準」。實際上，控制主導產業的資本家用較高的交易成本交換降低的工作力成本。這就為它們維持了很高的收入，即使仍然低於他們擁有準壟斷地位的前一段時期。

新位置上的工作力成本為什麼較低的原因是，外逃工廠從農村地區招募工作力，他們以前較少參與市場經濟。對這些農民工而言，在這些外逃工廠工作的機會代表著實際收入上升，同時對外逃工廠的廠主而言，付給這些工人的工資比以前位置上的工人要低。這就是所謂的雙贏解決方案。



這個看似美妙的解決方案的問題一直都在於它不能持久。在大約另一個25年後，新位置上的工人開始發動工團主義行動，他們的勞動成本開始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後，外逃工廠的廠主就只有一個真正的選項--再次外逃。與此同時，新主導產業在一些地區建立起來，積累了財富。因此，各類產業的位置一直處於不斷變動中。準壟斷一波又一波！外逃工廠一波又一波！

這真是資本主義根據情況不斷變化的漫長過程進行調整的一個奇蹟。但是，這個奇妙的體系依賴於一個結構性因素—能不能為外逃工廠的位置轉移找到新的「處女地」。所謂的處女地，我指的是相對而言沒參與世界市場經濟的農村地區。

然而，在過去500年間，我們一直在「用盡」這類地區。這可以很簡單地由世界人口的非農化衡量。如今，這樣的農村地區已經減少到地球表面的一小部分，很可能到2050年它們將會成為極小的一小部分。

要瞭解如此大規模非農化帶來的後果，只要看看《紐約時報》4月9日的一篇文章。其標題是「你好，柬埔寨」。文章描述了那些逃離中國的工廠「蜂湧」至柬埔寨，因為在前一個接受這些外逃工廠的中國，工資水準上升了。不過，文章繼續說，「跨國公司發現，它們可以逃離中國的工資上漲，但卻難以真正躲藏起來」。

跨國公司面臨的問題是，資訊的極大擴展使雙贏局面結束了。如今柬埔寨的工人僅僅幾年後就開始工團主義行動，而不是在25年後。舉行罷工和施加壓力，要求比他們現在更高的工資和福利，這當然降低了跨國公司轉移到柬埔寨或緬甸或越南或菲律賓的價值。現在事實證明，從中國轉移出來的所得根本不是那麼大。

《紐約時報》的文章指出，「應那些擔心依賴一個單一國家的西方買家的要求，有些工廠還是搬了」。一位製造業顧問的結論是：搬到柬埔寨有風險，但「留在中國也有風險」。不管怎樣，還有什麼地方能把外逃工廠移過去嗎？或者，柬埔寨就是最後一站？

根本問題是，已經規模巨大而且還在不斷擴展的非農化，加上工人可以很快得知他們的工資比較低、從而開始採取工團行動，導致最不熟練的工人的薪酬水準持續上升，並因此對積累資本的可能性產生了世界範圍的負面壓力。這對大型跨國公司不是好消息。

這其實都是現代世界體系結構性危機的一個因素。我們正在經歷對99%的人口日益增加的財政緊縮壓力，再加上一個對資本家而言不再那麼有利可圖的資本主義體系。這種組合意味著，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系正在出局。

雙方都在尋找替代--但明顯是不同的替代。我們在未來幾十年共同面臨一個「選擇」。一種可能性是一個新的非資本主義體系，它複製（並或許惡化）資本主義的三個基本特徵—等級結構、剝削和兩極分化。另一種可能性是一個比較民主和比較平等的新體系。應該強調，後一個體系在世界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存在過。但它是可能的。

不管怎麼說，柬埔寨都不是現代世界體系的未來。相反，它代表了一個機制的最後遺跡，該機制在營救資本主義方面已不再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