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
日期:2012/06/06
一、美國經濟的低增長與高失業率
經濟低增長和失業率居高不下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丁‧費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分析美國經濟形勢說，此時此刻，美國經濟在低增長和高失業的圍追堵截下步履蹣跚。2011年產出增長率只有1.5%，真實人均GDP甚至比2007年底經濟收縮開始時還要低。儘管2011年第四季度GDP增長年率達到了3%，但其中一半是存貨積累貢獻的。面向家庭、企業和外國消費者的最終消費增長年率只有1.1%，甚至還不如2011年上半年。而且之前對2012年GDP第一季度增長年率的預測只有可憐的2.2%，僅增長了1.6%。
勞動力市場的狀況也令人失望。03月失業率為8.2%，比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的合適且可持續的長期水準高出將近三個百分點。儘管這個數字較一年前的9%有所降低，但有一半要歸因於不少失業者已停止尋找工作的努力，而不是工作崗位數量和就業率的增加。事實上，官方失業率數字低估了勞動力市場的疲軟程度。據估計，6%的雇員的每週工作時間少於期望時間，大約2%的潛在雇員被計為失業，因為他們在過去數周內想找但沒能找到工作。將這些個人加到被官方失業統計口徑中，則有15%的潛在勞動參與者不能如願工作。
今年年初註冊就業率的穩步增加提振了總體信心。但03月份註冊就業率增長率只有前兩個月的一半，此外，最近申請失業救濟工人數量上升到了四個月來新高。即使是有工作者，也在面臨收入下跌的窘境。在最近幾周中，真實平均週薪出現了下降，跌至18個月前的水準之下。跟廣義的真實人均稅後個人收入指標也在下降，跌到了一年前的水準。
儘管收入下降了，但2012年初家庭還是大幅增加了支出，這是通過將儲蓄率削減至3.7%實現的。如果儲蓄率不能在如此之低的水準上繼續下降，那麼消費支出就不可能穩健增長。最新報告顯示，消費者信心在下降，這增加了支出將在未來幾個月有所下降的可能性。
此外，房地產市場疲軟依舊。最可靠的可比房價指數一月低過一月，真實價格較一年前下跌了7%，這意味著家庭財富蒸發了一兆美元。大約25%的屋主背負著超過住房價值的貸款，因此房價的下跌意味著違約和收房率的高企。下跌的價格和收緊的貸款標準一起，將潛在購房者驅趕到了租房市場中，導致最近新屋和舊屋銷量雙雙下降。
美國經濟的疲軟之勢並不局限於家庭部門。工業產量在過去兩個月裡停滯不前，工業產能利用率也出現了下降。供給管理委員會（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ISM）的月度採購調查數字顯示，服務企業現在也陷入了頹勢。放眼未來，阻力重重意味著要在今年餘下時間內取得上佳表現非常苦難。
能源價格的上漲正在擠出家庭在非能源商品和服務上的真實支出；歐洲和亞洲的疲軟將拖累美國的出口；州和地方政府正在削減支出；而對2013年增稅的擔憂將同時影響商業投資和高端消費者的支出。費爾德斯坦因此認為，經濟問題將影響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美國的高失業：週期性還是結構性？
布魯金斯學會的加里‧伯特萊斯（Gary Burtless）最近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High Unemployment: Cyclical or Structural”中說，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結構性失業人口激增造成的長期失業人口增長，使美國失業率持續飆升的可能性增大。
失業者分為週期性失業者和結構性失業者，週期性失業者隨著商業週期變化而增減，而結構性失業者甚至在經濟增長期仍不見減少。由於美國失業率高企持續時間如此之長，許多觀察家們擔心目前結構性失業已經變成全美就業市場的頑疾。伯特萊斯認為，假如美國確實存在結構性失業者比重較大的問題，那就意味著傳統的應對高失業率的舉措之效果將減弱。美國國會將無法通過增加支出或減稅來推動經濟加速復甦。不論是採用常規或非常規貨幣政策，美聯儲都將無法安全地推動美國失業率降至4.5%。
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娜拉亞娜‧科切爾拉科塔（Narayana Kocherlakota）表示，目前結構性失業者規模非常龐大，當失業率降至6.5%～8%區間時，美聯儲將不得不擔心通脹壓力。這意味著，同過去20年裡的多數時間相比，事態發生了重大轉折。在20世紀90年代末以及大衰退前的幾年中，美國失業率遠低於6%，但美國通脹壓力並不明顯。但是，如果長期失業者無力勝任新增就業崗位，失業率攀升將再度引發通脹。
結構性失業者的技能水準使他們很難勝任招聘職位。一些理論闡明了普通失業工人淪為結構性失業者的原因。第一種理論將長期失業造成的工人技能退化或就業熱情下降視為首要原因。第二種理論將雇主對待處於長期失業狀態的求職者的態度視為首要原因。即使長期失業者的學歷和工作經驗不亞於其他求職者，雇主們也可能將長期失業者視為不具備資格的應聘者。來自歐洲的證據顯示，長期失業者對通脹壓力的抑制作用不及那些剛剛被解雇的失業者。但美國這方面的證據遠遠不足。如果美國長期失業者對通脹壓力的抑制作用不及新失業者，統計資料很難反映出這種作用。但是，伯特萊斯認為，長期失業顯然是美國就業市場的一個重大問題，但長期失業並非等同於結構性失業。美國的部分長期失業者顯然完全不具備招聘職位所需的技能，但多數待業時間持續一年或更長時間的失業者至少具備部分招聘崗所需的技能。
2007年3月至2011年3月期間，美國失業時間長達一年以上的失業者人數增長了300萬人。超過28%的新增長期失業者具有大專或大專以上學歷。多數長期失業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在於裁員大潮過後裁員數量減少使得雇主們提供的就業崗位數量寥寥無幾。
伯特萊斯繼而指出，在過去10年之初，美國待業求職人員/招聘職位之比為1.5：1。在2001年經濟衰退時期，這一比例攀升至約2.8：1，在2007年這一比例回落至1.5：1。經濟大衰退使得求職者就業難度驟增。在2009年末，美國待業求職人員/招聘職位之比飆升至6:1以上，2011年這一比例僅降至4:1。如果求職者人數遠超招聘職位數量，失業者在某一周找到工作的機率將低出很多。
短期失業者很可能因而轉為長期失業者。在一個求職需求遠超職位供應量的勞動力市場，長期失業者人數持續攀升不足為奇，因為新增就業崗位數量相對較少。雇主們往往傾向於聘用新畢業生或新下崗人員，而非長期失業者。這加大了長期失業人群的就業難度。但這並不意味著長期失業者就是結構性失業者，或是不具備就業能力。
美國經濟康復夠快嗎？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公司首席執行官默罕默德‧A.艾爾-艾利安（Mohamed A. El-Erian）認為，六大國內要素表明，美國經濟正在緩慢康復。對某些觀察者來說，這些因素已足以形成臨界品質，讓經濟達到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
最新經濟數字顯示了疲軟（包括05月就業崗位淨增量僅僅69,000個），05月份就業報告中的一系列令人沮喪的數字一下子引起了人們對美國經濟的健康度和持久力的廣泛擔憂。艾爾‧艾利安總結了六大積極因素，並分析了它們為何不足以提振經濟。
首先，美國大型跨國公司一直都很健康。它們手握大把現金，債務的利息支出很低，本金負擔也可以一再延期。許多跨國公司都搭上了新興經濟體需求旺盛的東風，大把延攬免費現金流。
第二，公司現金並不是唯一的可觀閒置購買力來源。富裕的家庭也可以作為支援消費和投資的重要來源。
第三和第四個積極因素與房地產和勞動力市場有關。這兩大領域疲軟已久，是週期動態中的主要拖累因素，在傳統上，週期動態總會將美國帶出暫時性的經濟減速。最近的資料表明，房地產市場可能已開始築底，儘管築底過程可能持續較長時間。與此同時，自2010年09月以來，就業一直維持正增長，儘管增速比較緩慢。
第五是美聯儲。儘管其前無古人的非常規政策立場招來了頗多不無道理的質疑，但美聯儲仍準備在經濟疲軟時採取更加積極的手段。事實上，如果美聯儲在無意中犯了什麼錯誤（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相當大，因為美國的情況十分複雜，前景“極其不確定”），那多半是錯在鬆得太久，而不在過早緊縮。
最後，11月大選即將到來。因此有人認為，大選結束後華盛頓政客們最終能夠更好地在一些頗為緊要的政策討價還價中形成一致。除了消滅財政懸崖這個危險的怪物——可能會對經濟造成相當於GDP的4%的損失，其形式包括過度的支出削減和全面的增稅——之外，政治效率的改善還能夠消除其他困擾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
這六大因素均表明，經濟將出現實質和潛在的康復。因此，毫不奇怪，不少人對此歡欣鼓舞，認為美國終於能夠擺脫增長反常疲軟、失業持續高企和不平等性高企且不斷惡化的三重蕭條打擊。問題在於，不管從獨立的角度還是從聯合的角度看，這六大因素都無法扭轉局勢，原因有四：
第一，美國所面臨的外部經濟和金融阻力極大，因為歐洲危機在不斷惡化，隨著某些國家的儲戶大舉逃離本地銀行，歐洲危機正在進入更具破壞性、更不可預測的階段。但這還反映出主要新興國家的增長也開始減速，包括巴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
第二，美國經濟中有太多部門還沒有完成資產負債表的修復過程。毫無疑問，銀行系統的去槓桿化程度既不能滿足監管者，也不能令市場滿意，這限制了信用增長的勢頭。許多家庭的情況也是如此。事實上，目前家庭平均儲蓄率已跌至4%以下，太多家庭已經或正在耗盡他們的緊急情況應對金。
第三，過去幾年來反常的貨幣政策積極主義可能會導致附帶傷害、造成意外後果。分開看，所有問題都不足以致命，但綜合起來，它們可能摧毀經濟活動，讓市場功能癱瘓。別忘了，美聯儲的政策賭注是，整體經濟情況的改善抵消這些“成本和風險”（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語）綽綽有餘。但這一總體化的收益並沒有實現。
第四，也許最重要的是，增長和就業的持久性障礙遲遲得不到消除意味著其中一些障礙已經深深嵌入了美國經濟的結構之中，從而侵蝕了美國經濟的活力和回應能力。比如，長期失業人口高達540萬，平均失業期也達到了歷史平均水準的2.50倍，工人很難快速找到新的工資和薪水與前一份工作相當的生產性崗位。類似地，年輕人失業率水準已達到了足以引起警覺的程度，職場的相對新人剛進入勞動力市場就得面臨失業的狀況。
艾爾‧艾利安認為，形勢是嚴峻的。美國經濟正在逐漸康復，但做得還遠遠不夠，事實上，我們迫切需要重塑美國經濟的傳統生氣和活力。最重要的是，穩健的復甦要求華盛頓形成真心實意的建設性合作，這正是眼下所難尋覓的跡象。除非形成了這樣的合作，否則讓經濟達到逃逸速度的願望將永遠是願望。
此外，美國經濟仍然處在反常的停滯階段，而沒有進入大踏步向前的過程，其受世界其他國家風暴衝擊的脆弱性還在與日俱增。
二、美國的難題美國不平等性的代價
約瑟夫‧史蒂格利茨在一篇文章中強烈抨擊了美國的不平等問題，他認為美國不平等程度為發達國家之最，且差距還在不斷拉大。在2009～2010年的“復甦”中，收入最高的1%美國人獲得了93%的收入增長量。其他不平等性指標——比如財富、健康和壽命預期——有過之而無不足。顯而易見的趨勢是收入和財富向頂層集中、中產階級被掏空，而底層日益貧窮。如果頂層的高收入來自更大的社會貢獻，這倒也說得過去，但大衰退所展現的另外一幅圖景：即使是銀行家——他們毀掉了全球經濟和所在公司——也獲得了不菲的獎金。
更仔細地審視頂層階級，我們可以發現尋租的作用畸高：有些人從壟斷權力中攫取財富；有些人身居CEO高位，利用公司治理的漏洞將不成比例的公司利潤攬入自己腰包；還有人利用政治關係從政府的慷慨中獲利——比如政府的高價採購（藥品）和低價出售（礦權）。類似地，金融業的財富部分來自剝削窮人——通過掠奪性貸款和氾濫的信用卡消費。在這些例子中，頂層人士的富裕直接建立在底層人士的痛苦之上。
如果滴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一種所有人都能從頂層人士的發跡中獲益的奇談怪論）中含有那麼一絲真理的話，這或許稱不上大壞事。但如今大部分美國人的境況比15年前的1997年還不如——真實（經通脹調整的）收入下降了。增長所帶來的好處全被頂層攫走了。
美國不平等性的辯護者指出，窮人和中產階級不應該抱怨。儘管他們在經濟蛋糕中分得的比重較過去減少了，但蛋糕本身擴大了很多——此乃富豪和超級富豪之功——因此他們所分得的份量其實是有所增加的。然而鐵證如山，這種言論純屬胡謅。事實上，在二戰結束後至今的幾十年中，共同增長時期的增長率要比1980年以來的兩極分化時期高得多。只要你能夠理解不平等性的源頭，對於出現這一現象就不會感到奇怪。尋租導致了經濟扭曲。
當然，市場的力量並沒有消失，但市場是受政治影響的；而在美國，政治獻金形成了一個幾近腐敗的系統，政府和產業之間的後門越開越大，政治在受金錢的影響。比如，破產法把衍生品置於高於一切的地位，卻不允許清償學生貸款——不管所提供的教育是多麼不充分——這不啻於洗劫底層來接濟銀行家。在一個金錢壓倒民主的國家中，可以預見，類似的立法將會頻繁出現。
但不平等性的惡化並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少市場經濟體比美國做得好得多，不管是從GDP增長的角度還是從大多數公民生活標準提升的角度。一些國家更是出現了不平等性有所改善的現象。
美國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並正在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不平等性導致了增長減速和效率低下。缺少機會意味著最寶貴的資產——人得不到充分利用。許多底層甚至中產人士並沒有獲得與其潛力相符的生活水準，因為不需要公共服務又擔心強勢政府會實行收入再分配的富人利用自身的政治影響力實行減稅和削減政府支出的政策。這導致了基礎設施、教育和技術的投資不足，阻礙了增長引擎的充分轉動。大衰退惡化了不平等性，同時削減了基本社會支出，而高失業又壓低了工資。
此外，調查大衰退起因的聯合國國際貨幣和金融制度改革專家委員會和IMF均發出了警告，稱不平等性導致了經濟不穩定。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國的不平等性正在侵蝕其價值和身份。不平等程度是如此之高，要是你發現所有公共決策——從貨幣政策到預算分配——都受著不平等性的掣肘，一點都不用奇怪。美國不再是一個“人人平等”的國家，這裡是富人的天堂，有錢就能得到平等——按揭贖回權喪失危機就是明證，大銀行仗著自己規模龐大，認為它們不但不能倒，甚至不可問責。美國不能再像從前那樣自視為希望之地了。但妄自菲薄也不可取：振作起來重塑美國夢為時未晚。
美國的公司稅難題
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加州大學哈斯學院教授蘿拉‧泰森（Laura Tyson）對美國公司稅收問題進行分析時認為，如今，美國的法定公司稅率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儘管實行了多種稅收減免和其他優惠措施，有效邊際稅率——即公司需要支付的稅額占美國新投資的比重——仍然是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蘿拉認為，美國相對較高的稅率無異於鼓勵美國公司將投資、生產和招聘放到國外去進行，也阻止了外國公司前來美國，而這又意味著更慢的增長、更少的就業崗位、更小的生產率改進以及更低的真實工資。
在傳統智慧看來，公司稅負擔首先是由資本所有者以低回報率的形式負擔的。但是，隨著資本流動性的增加，流動性相對較低的工人正在以更低工資、更少就業機會的形式承擔更大的負擔。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國都在削減公司稅率。由此造成的“減稅競賽”反映了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爭奪資本和技術機密以支援本國就業和薪資。
此外，由於創新金融交易和合法避稅機制的存在，高公司稅率是一種低效率、高成本的稅收收入工具。公司可以操縱其法律登記地和收入的地理源來達到此種目的，這樣做的激勵和空間在競爭優勢取決於無形資本和知識的部門尤其強烈和廣大，而這些部門正是美國經濟競爭力之主要所在。如果沒有緊密廣泛的國際合作，美國就必須加入減稅競賽，降低公司稅率。更低的稅率能增強美國投資和就業崗位創造的激勵，減弱避稅的激勵，還能去除大量起到妨礙效率的扭曲作用的稅法內容（包括債券融資較股權融資顯而易見的稅收優勢以及非公司業務較公司業務顯而易見的稅收優勢）。
但公司稅率每降低一個百分點，聯邦收入將減少120億美元/年。此收入損失可以用所謂的“公司稅支出”的減少（即稅前扣減、稅收豁免和其他對某些經濟活動的稅收補貼）以及懲罰他人（擴大公司稅基）彌補。
歐巴馬的企業稅改革計畫和辛普森-鮑爾斯（Simpson-Bowles）的赤字削減計畫都打算通過減少此類支出補償公司稅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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