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萊格爾
翻譯:李黎力/賈根良
日期:2012/02/12
一、全球失衡：它們就是不會離去
伴隨美國赤字上升，中國最近對外盈餘的迅速增長，使得有關全球失衡和（讓人聯想起20世紀30年代以鄰為壑政策的）全球貨幣戰爭的威脅的討論重新流行。並且對於引入一種國際儲備貨幣以取代美元的要求也再度時興。歐洲北部和南部之間的內部貿易失衡，也被確認為破壞歐元區單一貨幣可持續性的一個因素。[1]
這些討論忽略了兩個基本事實--它們已經由梅納德·凱恩斯和羅伯特·特裡芬（Robert Triffin）在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運行的批評中所指出。他們的批評表明，根本的問題並不在於充當國際貨幣的特定的國家責任，而在於全球失衡的有效調整機制的失敗。不幸的是，這個機制卻依然在這個世界仿佛建立在有限國際資本流動的金本位的基礎之上被討論著，而並不是在目前由全球資本流動主導貿易流動這樣一個混合的和固定管理的浮動匯率體系基礎上進行討論。
二、理論上的金本位下的全球失衡
20世紀的金匯兌本位制是建立在貨物、服務和資本國際自由交換體系的基礎之上。它假定，競爭會保證在國際市場上交換的所有商品的一價定律。當存在價格差異時，套利便會消除它們。因此，如果商品在一個國家的黃金價格低於其他國家，那麼便存在一種激勵--用黃金換取商品並出口到黃金價格更高的外國市場。其均衡結果是，類似的商品不論在何地生產，都具有同一種黃金價格。要麼就是，黃金對商品的購買力在所有國家都會相等，從而不存在會導致黃金跨境流動的潛在套利。
按照這種理論觀點，在這個套利調整過程中，順差國積累黃金，引起國內價格上漲，從而提高了出口成本，降低了進口成本。在逆差國家，影響則相反，從而導致國際失衡自動消除。這個國際套利均衡的另一個結果是，在一個給定的金平價上，本國貨幣的私人儲蓄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其購買力都是穩定的。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金本位的這兩個穩定屬性均取決於國際套利過程--或如我們現在所稱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的成功運轉。
三、價格或數量調整：凱恩斯對野蠻遺物的批判
凱恩斯批評這種對金本位如何運轉的描述，因為，在實踐中，是國內經濟活動的水準而不是價格調整的套利機制，提供了調整機制。此外，他還指出了該調整過程中的兩個不對稱，它們都基於經濟活動水準的變化。第一個是，國內調整會主要落在就業上，因為勞動的價格會比金融的價格更具粘性："因此，一個嚴肅的問題在於，採取這樣一種國際標準--將容許國外貸款的極端流動性和靈敏性，但經濟體的其他要素卻依然是極其剛性的--是否是正當的。如果工資能像銀行利率那樣容易被上下調整，這種標準是不錯的，但這並不是實際情況。"
凱恩斯還指出了現在已經廣為人知的順差國與逆差國之間的不對稱性。由於對外逆差而經歷黃金外流的國家，將不得不依靠減少活動來削減進口，因為在相對價格調整過程可能發生之前，它們將耗盡黃金。而順差國則可以簡單地讓它們的盈餘積累，而不改變其政策。凱恩斯得出結論說，該調整過程會產生減少全球範圍內活動水準的趨勢--主要通過降低產出和就業。這意味著，金融債權國際購買力的穩定性的維持，是以犧牲勞動價值為代價的。
凱恩斯提議創建一個清算聯盟以將對稱性引入這個調整過程。收支不平衡將會借助一個不能由個人在私人市場交易的記帳單位予以解決。但是，凱恩斯並未主張用經濟史中"虛構的貨幣"（用路易吉·埃諾迪[Luigi Einaudi][2]的術語）代替黃金，它對於該計畫的成功是重要的；它假定，政府會同意實施協調的、對稱的調整政策--或按規則，或經協商，這涉及順差國和逆差國雙方同時採取行動以恢復平衡。該目標是這樣一個體系，其中調整成本會由所有國家以及資本和勞動平等地承擔，因為這將使維持充分就業和全球需求成為可能。
四、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全球失衡
眾所周知，佈雷頓森林體系並未實施這項建議，以利用一個清算聯盟內部解決的名義上的單位來取代黃金。不過，它確實尋求對這種調整過程的管理，而不是將其交給私人市場的國際套利的手中。對美元強加的平價或對經常項目可兌換性的黃金要求意味著，赤字受一國外匯儲備規模的約束。普遍認為，如果儲備的價值相當於三個或四個月的進口總額，那麼它們將是足夠的。早在其儲備餘額耗盡之前，赤字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補充儲備是常見的。這些儲備，只有在該國接受旨在消除外部赤字差額並產生償還貸款的外匯收入的國內政策的條件時，才會提供。這些條件是基於一種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包括吸收和支出轉換；也就是說，當收入調整不夠時，限制國內支出，並引入匯率調整。當這些措施被嚴格執行時，它們意味著，一國的赤字規模不能顯著地背離其累計的外匯儲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黃金份額和任何額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畫貸款的總和。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政策條件取代了曾在金本位下運行的黃金流動對國內貨幣供應量和價格水準的影響。但總的來說，結果是類似的：累積的失衡被維持在由國內儲備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取款所決定的一個小的範圍內。
然而這個體系卻保留了金本位下的不對稱調整。正如凱恩斯所指出的，金本位阻礙了全球充分就業，因為它對盈餘國的政策未施加有效的約束。事實上，正是對國家赤字的限制才約束了全球盈餘，從而約束了失衡的總體規模。但是，這種調節過程意味著，赤字國家被迫過度縮減國內收入以恢復平衡並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與此相反，盈餘國家卻不同時受制約以減少它們的失衡。儘管這種方法應該會產生這樣一個體系，所有國家藉以--平均而言--久而久之而處於外部平衡，但是，這個只能以犧牲全球經濟更低的平均產出和就業為代價才會發生。[3]
五、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失衡規模的特裡芬豁免
佈雷頓森林體系對一國赤字的限制存在一個重要的例外，在它們為經濟學家和政府財政部長所清楚地明白之前，其系統性的含義是由羅伯特·特裡芬[4]提出來的。由於美國在二戰後積累了全世界大部分的黃金，並將其貨幣與黃金掛鉤，於是所有其他的國家選擇確定一個相對于美元而不是黃金的平價。這些n-1個國家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保持平價的能力，取決於第n個國家製造足夠大的收支逆差，大到足以容納全球流動性對美元--代表著干預貨幣--的需求。由於不存在對盈餘儲備餘額的制裁，因此對美國外部失衡的規模也就不存在有效的約束。
但是如特裡芬指出的，存在對積累美元的實際限制。這個限制取決於盈餘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它們的未決債權超過美國用黃金在平價上償付這些債權的能力時，繼續積累美元的意願。而且，即使這個限制也是沒有約束力的，因為任何將美元兌換為黃金的嘗試都會打破黃金平價，從而就會給央行儲備的國內價值帶來貶值損失。特裡芬悖論（the Triffin paradox）指，當存在一個需要國際流動性擴張的不斷增長的全球經濟時，將美元作為全球流動性的來源並且按照黃金來固定美元，這是不可能的。盈餘國不願意面對這種悖論式的進退維谷的局面（catch-22）[5]，導致一系列假裝美元的黃金價值不會改變的君子協定，它們依靠不向美國財政部提出用美元兌換黃金，但在私人市場上卻只要有可能就這樣做。
特裡芬悖論的一個重要的--雖然很少被公認的--推論是，儲備貨幣購買力的穩定同消除--或自動地，或通過一個協調的政策機制--國際失衡的調整機制聯繫在一起；它與什麼實際充當國際儲備貨幣關係不大。這點在金本位崩潰後被認識到--例如，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 Cassel）[6]提議，國家貨幣管理應該遵循一個穩定的購買力平價標準。[7]凱恩斯（1923）支持這些建議。
六、是否有可能解決特裡芬悖論？
一個悖論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在該問題的參數下得到解決，它需要參數的改變。解決特裡芬悖論意味著放棄對全球失衡提供限制的固定匯率制。事實上，一旦該體系轉向浮動匯率，保持全球失衡在合理限度之內的對n-1個國家赤字的強約束和對第n個國家赤字的弱約束被放鬆了。在這種取代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無體系"（non-system）（特裡芬的術語）的體系[8]下，任何對失衡的限制都不得不產生於浮動匯率對貿易商品的相對價格，以及--更重要的是--對收支不平衡的符號與匯率變動之間反向關係的影響。在這個新的體系中，外部均衡的概念失去了其大部分的意義，因為它只是代表由商品和服務，包括資本之間流動的平衡產生的匯率。
七、失衡的非均衡調整和資本流動
隨著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產生的是對自由和不受管制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接受--事實上，是鼓勵。（20世紀80年代末，歐洲在歐洲貨幣體系的歐洲匯率機制前夕消除了一切殘留的控制。）如今，一個國家的經常項目赤字，可以達到國際投資者願意提供資金的任何水準，而獨立於其他國家的盈餘餘額。代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干預和制約的是，一個新的基於市場的調整機制開始發揮作用。在一個外部赤字不斷擴大的國家中，其快速增長和利率上升將產生一個不斷擴大的、正的國際利差--產生類似於20世紀90年代為大家所知的所謂的"套利交易"的資本流入。事實上，引入從緊的貨幣政策以扭轉失衡，只會增加資本流入，並且不僅難以抵消外部餘額的惡化，還導致更高的外匯儲備和匯率升值。這兩個因素都鼓勵國際投資者增加資本流入，從而為政府拖延調整提供了一個藉口。畢竟，如果國際投資者願意輸入更多的錢，那麼，現有的政府政策必須通過這些投資者的市場考驗。
除正的利差外，匯率升值還為國際投資者帶來了以本國貨幣收益形式存在的額外回報。依靠沖銷以減輕流入的影響的嘗試，只會導致更高的國內利率，並提高政府預算內的還本付息的成本。資本自由流動下的有彈性的匯率，不是通過使外國進口品更加昂貴而支持收支調節，它做的正好相反。外部帳戶存在一個累積的、自我強化的持續惡化傾向，且匯率升值似乎是無止境的。並且，投資者對該進程穩定性的信念由於迅速增長的外匯儲備而得到加強，這支持了失衡日益增長。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失衡的規模是由外國央行對美國在黃金平價上清算美元餘額的能力的信心決定的。然而，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下，一國赤字的規模是由國際投資者的信心決定，一國可以通過繼續增加它的對外借款來履行還本付息的義務。海曼·明斯基會稱這是一個"龐氏騙局"[9]--事實上，它確實如此。喬治·索羅斯[10]在1994年著作中稱這種累積的（非）調整過程的運行是一種"自反性"形式，並用它來分析持有美元資產的正回報，而不管美國外部帳戶和財政餘額的惡化--伴隨它們的是雷根政府統治下的美元升值。在這個調整過程中，對失衡的限制是基於投資者的信心，該累積過程和不斷積累的失衡會繼續相互強化--並且投資者可以在該過程逆轉之前退出。
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基於市場的調整過程中的新的和有限的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僅無力約束盈餘失衡，而且對限制赤字失衡也無能為力。它的作用僅限於，在私人資本流入開始逆轉且國際投資者判斷他們不再能從增長的失衡中獲利的時候，接替私人資本流入。不幸的是，作為該資金一部分的政策條件同舊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相同，並且經常未能扭轉這種失衡，但卻導致了更大的國內收入和就業損失。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計畫往往只是用作幫助那些無法退出的國際投資者在崩潰之前脫離困境。其結果是政治動盪，該國政府接受了這種政策後，導致除了財富損失外，還以收入和就業損失的形式向國內居民強加額外的負擔。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援，只有在外國投資者得到補償和復原時才會出現。不對稱現在是發生在國內勞動和外國資本之間。
這種類型的累積過程，如所有龐氏騙局一樣，最終必將伴隨對外國義務違約而崩潰。在這個體系下，失衡的最大規模受間歇性的金融危機，而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制約條件的限制。如果國家想避免這些後果，預防基於市場的調節機制在沒有一場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不能提供向均衡的回歸，那麼它們必須建立外部盈餘和大量儲備餘額，可是這樣卻帶來又一個推進全球失衡增長的因素。1997-1998年亞洲-俄羅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的市場崩潰之後，這個過程在發展中國家積累的巨額的外匯儲備中表現很明顯。所採取的這種應對政策，只有在伴隨美國對外赤字大幅增長時才能成功。
九、失衡的國際調整和儲備貨幣的國際價值
回顧一下特裡芬悖論的推論是重要的：在這種類型的調整機制中，國際貨幣--或任何貨幣的購買力--相對於其商品價值是沒有任何保證的，因為該調整機制的結局內在地包含外國和國內債權的資本損失。
改變國際貨幣並不能為日益下降的累積盈餘價值提供解決辦法，因為這個問題是由缺乏一個與全球資源充分利用相容的國際調整機制所致。戰後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提議是一種商品儲備貨幣，它被各種經濟學家--其中包括弗裡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8）、弗蘭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密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以及如本傑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937）等投資專家所廣泛討論。這雖然得到由勞爾·普雷維什擔任秘書長的聯合國貿發會議和其他聯合國機構的支持，然而它卻從來沒有被嘗試過。[11]
保持累積盈餘的價值的問題，應該從這些盈餘的過度價值的觀點來看，或者從該價值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不恰當分配的視角著眼。關於中國對它積累的美元盈餘價值的擔憂，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如果一個自動的、基於匯率靈活性的價格調整過程已到位，那麼這些盈餘將會消除（可能通過降低國內收入和就業，或通過一次金融危機）。當人民幣固定在一個阻止相對價格調整的比率上時，特別提款權（SDRs）或其他替代品的引入不會保障中國外匯儲備的價值。由於特裡芬悖論，中國同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央行的遭遇一樣，不能擺脫其外匯儲備的美元損失。
十、國際失衡和依賴出口的發展
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採取依靠基於有競爭力的匯率促進淨出口從而支持國內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如上所述，一些國家已採取這種戰略，以避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或避免通過金融危機來調整其外部流動。而這種戰略偏偏與任何自動或協調的調整政策的運作相矛盾，因為它的有效操作會導致不可持續的政策。但是，當這種戰略被採用，各國將不保證：它們的對外債權用於國內收入和就業的購買力將是穩定的。
這些國家可以被看作是貸款給世界其他國家以為它們的淨出口融資，或更恰當地說，是從世界其他地區借入有效需求。這些政策的成功實現，需要扭曲價格、匯率或者全球購買力。由此產生的盈餘的
全球購買力值也將"被扭曲"（即它們不能被保證在任何特定的價值上）。這些國家戰略的成功實施，需要一個在不同發展水準的國家之間進行非永久性的盈餘和赤字協調的全球政策。但它還需要將這些失衡的成本在盈餘發展中國家和赤字發達國家之間作個適當的分配，其中包括確保充足的全球流動性的機制。
特別提款權可能在這裡發揮作用，但只是作為一種流動性的提供者，而不能作為國際價值的穩定儲備，因為沒有任何自動的市場調節機制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事實上，任何消除全球失衡的堅決主張，將會等同於阻止發展中國家追求基於出口盈餘和有競爭力的匯率的國家發展戰略。
十一、資本流動、發展戰略和失衡
最初佈雷頓森林會議建議，並未預見到國際資本流動將會在為國際收支失衡提供融資或國際資本資源的配置方面發揮實質性的作用。結果，這個體系卻變得相當不同，而且私人流動已能夠對國際調節機制造成大量的、累積性的扭曲。因而，如果想要實現國際調整，資本流入將不得不成為任何成功的協調過程的一部分，要麼確保失衡消除，要麼允許非永久性的失衡並支持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戰略。這種協調也會對用作國際貨幣的債務的購買力的穩定發揮重要作用。
總之，國際儲備貨幣購買力的穩定或不穩定，較少地是一個什麼貨幣充當國際貨幣的問題，而更多是一個國際調整機制的問題--它是否是自動的、累積性的、協調的或與支持充分就業的足夠的全球需求相容。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同國際收支平衡的相容性問題。如果這種戰略需要持續的失衡，那麼，我們將不能期待國際儲備貨幣的穩定，而無論那種穩定如何被界定。同樣，我們也無法指望國際失衡的消除，因為任何支撐貨幣價值的嘗試都會--在定義上--破壞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擺脫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轉向內需主導（domestic demand-led）的發展戰略。
美國失衡依然如此龐大的一個原因是，德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無法由出口導向型增長轉變為內需主導型的經濟。這個因素以及資本自由流動才是持續而且巨大的全球失衡的真正原因，而並非是由有競爭力的匯率驅動的國內工業化戰略或國際儲備貨幣的不穩定性所導致的。
注釋:
[1]這些問題有些已經在利維研究所（Levy Institute）的工作論文第528號和政策評注2009年第8期中涉及。
[2]路易吉·埃諾迪（1874-1961），義大利著名經濟學家。--譯者注
[3]但是，如果各國發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令人反感，它們可以選擇這樣的政策，即將國內吸收維持在一個產生盈餘的水準，從而強化該體系保持全球需求低於充分就業所需水準的傾向。
[4]特裡芬（1960）詳述了他發表在《義大利國民－德爾勞動季度總結》（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Quarterly Review）1959年3月號和6月號上的兩篇文章。
[5]"catch-22"是由美國作家約瑟夫·赫勒（Joseph Heller）在其同名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中創造的術語，是一種邏輯悖論，它產生於這樣一種處境：一個人所需要的東西只能通過不在這個處境下才能獲得，因此獲得該東西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catch-22s往往指，一個人知曉自己正在或已經成為受害者，但卻無法控制它的發生。--譯者注
[6]古斯塔夫·卡塞爾（1866-1945），瑞典經濟學家，曾任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教授。其主要理論貢獻是購買力平價理論（Theory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T）和經濟週期論。--譯者注
[7]參見卡塞爾提交給1920年9月布魯塞爾國際聯盟國際金融會議和1921年9月國際聯盟財政委員會的兩份備忘錄。
[8]指既無本位貨幣及其適度增長，也無國際收支協調機制的體系。--譯者注
[9]對於明斯基使用該術語的晚期論述，請參見明斯基1986年的著作。
[10]喬治·索羅斯，本名捷爾吉·施瓦茨（Gyoumlrgy Schwartz），匈牙利出生的美國籍猶太裔商人，著名的貨幣投機家、股票投資者、慈善家和政治行動主義分子。
[11]一套完整的參考文獻可以在www.bufferstock.org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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