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11月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的抗議活動期間，有記者問20歲的穆罕默德‧阿里為什麼他在那裡，他回答說：“我們要求社會正義。如此而已。這是我們最起碼應得的。”
第一輪運動在世界各地採取了多種形式：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始於美國隨後擴散到很多國家的佔領運動，希臘的“說不”運動（Oxi）和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智利的學生抗議，還有許多其他運動。
它們都獲得巨大成功。成功的程度或可由勞倫斯‧薩默斯在11月21日《金融時報》上的一篇奇文得到衡量，其標題是：“老生常談不再能維護不平等”。這並不是薩默斯原先為人所知的一個話題。
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兩個引人注目的觀點，特別是考慮到如下因素：他本人是過去20年來世界經濟政策的建築師之一，這令我們大家都陷入到世界目前面臨的可怕危機之中。
第一點是，世界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薩默斯說，“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相對於大多數公民而言，市場的報償已轉歸一小部分人所有。”
第二點談的是公眾對這一現實的兩種反應：抗議者和強大的反抗議者。薩默斯說，他反對“兩極分化”，據他介紹，這指的是抗議者所做的事。但他隨後說：“與此同時，有人馬上就給任何關注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的表述貼上錯位或階級鬥爭產物的標籤，這些人甚至更沒道理。”
薩默斯文章所表明的並不是他已經變成了激進社會變革的擁護者--遠非如此--而是說，他擔憂全球社會正義運動的政治衝擊力，尤其是在他所說的工業化國家裡。我把這叫做全球社會正義運動的成功。
對這一成功的反應是此處彼處做出的一些小小讓步，但隨後就是各地越來越多的鎮壓。在美國和加拿大，已經在系統性地清理“佔領行動”。幾乎同時採取的這些警察行動似乎表明存在著某種高層協調。在埃及，軍方一直抗拒任何對其權力的削弱。緊縮政策已在德法的指令下加諸到希臘和義大利頭上。
然而，事態遠沒有結束。運動正在形成自己的第二波。抗議者再次佔領了解放廣場，並且以相同的蔑視對待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 Tantawi），就像當初他們對待胡斯尼‧穆巴拉克一樣。在葡萄牙，為期一天的總罷工號召導致整個運輸系統關閉。英國宣佈罷工抗議削減退休金似乎很可能使希思羅機場的流量減少50%，由於希思羅機場位於世界交通運輸系統的中心，這將產生重大的全球影響。在希臘，政府試圖擠壓領養老金的貧窮老年人，把很高的房產稅加到他們的用電繳費單上，如果不支付房產稅則威脅切斷電源。出現了有組織的抵抗。當地電工非法重新接通電源，希望已經減員的當地政府工作人員無力執行其法律。這是約翰尼斯堡郊區的索韋托已成功運用十年之久的戰術。
在美國和加拿大，佔領運動從市中心蔓延到校園。“佔領者們”也在討論冬季幾個月的另外佔領地點。智利大學生的造反已經蔓延到了中學。
對目前的形勢應注意兩件事情。首先，工會--作為當前運動的一部分以及作為當前運動的一個結果—已經變得更加激進，對他們應積極參與全球社會正義運動的想法也更加開放。在阿拉伯世界、在歐洲、在北美、在南部非洲、甚至在中國也是這樣。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事是，世界各地的運動有能力維持其強調水準戰略的程度。運動不是官僚化結構，而是多種群體、組織和各類人口的聯盟。他們仍在就其現有基礎、戰術和優先事項進行大辯論，也在堅持避免變成排他性運動。這總是順利進行的嗎？當然不是。這是否比重建一種擁有明確領導班子和集體紀律的新的垂直運動更有效？截至目前，它確實更有效。
我們必須把世界鬥爭看作一項長期競賽，參賽選手必須明智地運用自己的能量，為的是不要變得精疲力竭，同時又能始終盯住最終目標，即一個不同的世界體系，它比我們現有的任何體制都更民主、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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