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華爾街日報/JOSHUA LEVINE
日期:2011/04/08 07:58
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在她巴黎麗緻酒店(Paris Ritz)的套房。照片攝於時裝秀間歇的一個網球比賽日。看看下面兩張照片﹐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和整個時尚界發生的故事。第一張照片是攝影師理查‧艾維登(Richard Avedon)在1955年為名模朵薇瑪(Dovima)拍攝的時尚單片。在這張名為“與大象共舞”(Dovima with Elephants)的黑白照片中﹐朵薇瑪身著一襲迪奧(Dior)晚裝﹐腰間系著一條飄垂的白色長飾帶﹐伸展雙臂優雅地搭在兩頭巨象身上﹐兩側的大象就像她的貼身保鏢。這張照片可能算得上是最經典的時尚單片了——姿態完美﹐神情淡然超脫。去年11月﹐“與大象共舞”的一張沖印片在佳士得拍賣行(Christie)以1,153,011美元的價格成交﹐創下艾維登作品的最高拍賣價紀錄。
另一張照片就刊登在Vogue雜誌今年的4月刊中﹐這張照片徹底顛覆了上一張照片那種經典的人像拍攝法則。在這張跨頁照片中﹐身著紐約尼克斯隊隊服的籃球前鋒阿馬爾‧斯塔德邁爾(Amar'e Stoudemire)躋身一群體態輕盈的雜誌模特的中間。身高6英尺10英寸、體重240磅的阿馬爾看起來就像一頭被“朵薇瑪們”包圍的大象。
斯塔德邁爾並不是被溫圖爾選中拍片的第一位籃球明星﹐早在幾年前﹐她就把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搬上了雜誌封面﹐不過最近一段時期﹐她一直對斯塔德邁爾青眼有加。去年9月份﹐她邀請斯塔德邁爾和她一起參加9月紐約時尚購物夜(Fashion's Night Out)開幕之前的時裝秀﹐今年2月份還帶他參加了湯米‧希爾費格(Tommy Hilfiger )的時裝秀。溫圖爾說﹐“阿馬爾出場時看起來風度絕佳。我認為幾乎沒有男士能離得開學院派羊毛開衫、蝴蝶領結和耐克高幫板鞋。但當我徵詢斯塔德邁爾對最佳裝扮的看法時﹐他的回答是駝色斗篷。結果你知道﹐他是對的。”
她說﹐“有些人就像是燈塔﹐我這個位置讓我有幸能結識很多這樣的人。”很難想像溫圖爾和這些人交往只是因為喜歡他們。她繼續實事求是地說﹐“在Vogue雜誌工作真的很有意義。這些人不一定都能成為朋友﹐但結交他們並努力瞭解其現狀和將來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不會裝模作樣地坐在那兒對著一張試算表﹐然後說﹐哦﹐現在該去找勒布朗‧詹姆斯了。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這就是溫圖爾工作的方式——憑藉直覺、間接迂回、充滿耐性。設計師馬克‧雅各(Marc Jacobs)稱﹐“她的天分使她能十分敏銳地挑到合適的人選﹐無論是在政界、電影圈、體育界還是時尚界。”
溫圖爾自1988年以來一直擔任Vogue雜誌美國版的主編﹐到如今﹐“時尚界最有權力的女人”已經成為她慣常的稱謂。在以她為原型創作的漫畫中﹐她是一個戴著圓框香奈兒墨鏡的冷漠女魔頭﹐憑藉完美無瑕的品味、恐怖手段和諷刺挖苦來統禦週圍的世界。但是﹐她的影響力遠比哈哈鏡式的漫畫所表現出來的要廣泛得多。這種影響力隱藏在一個由有權有勢的朋友和盟軍組成的錯綜複雜的網路中﹐她與其中的許多人合作了幾十年。這個網路覆蓋了從好萊塢到華盛頓的整個美國﹐還橫跨了兩個大洋。也許她看起來很專橫﹐但實際上她的確比女王更有權勢。
她的內部圈子非常緊密﹐這個圈子裡的人都對她忠心耿耿。和溫圖爾有15年交情的韋恩斯坦公司(Weinstein Company)聯席董事長哈威‧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說﹐“我的境遇起起伏伏﹐但無論情況好壞﹐安娜總是在那兒支持著我。當我的事業進展不太順利的時候﹐安娜就會舉辦一個宴會﹐安排我坐在伯納德‧阿諾特(Bernard Arnault)身邊。”韋恩斯坦說﹐這給他帶來了好幾筆生意（但他拒絕透露更多的細節）。韋恩斯坦投桃報李﹐在2008年的總統選舉前﹐他幫助溫圖爾為時任美國參議員的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籌備了一場慈善演唱會﹐由老牌歌手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和比利‧喬爾(Billy Joel)獻唱。
澳大利亞導演巴茲‧魯曼(Baz Luhrmann)執導的電影《紅磨坊》(Moulin Rouge!)在預映時惡評如潮﹐魯曼將半成品樣帶交給溫圖爾從而與她結識。溫圖爾對這部影片給予堅定的支持﹐讓女主角妮可‧吉德曼(Nicole Kidman)身穿片中晚裝登上Vogue雜誌的封面﹐並和韋恩斯坦及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這些盟友一起組織了一場圍繞這件晚裝的名流拍賣會。魯曼說﹐“在這些人的幫助下﹐我看到《紅磨坊》經歷生產的陣痛後順利誕生。”從那以後﹐魯曼和溫圖爾就成了親密的朋友。他說﹐“每當我有什麼新想法了就會告訴安娜。她的意見我都會認真聆聽。”他指的是關於拍攝下一步電影的計畫﹐也就是將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改編成電影。
安娜軍團使她掌控的領域遠遠超出了一位雜誌主編所能觸及的範圍﹐包括極其強大的經濟影響力。在過去兩年中﹐已經可以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她的勢力範圍究竟有多大。2009年年初﹐紐約時尚產業的規模達到100億美元﹐溫圖爾爭取到了與紐約市市長邁克爾‧彭博(Michael Bloomberg)見面的機會。她提議舉辦一個一年一度的深夜購物大聚會﹐靈感來自巴黎不眠夜(nuits blanches)﹐也就是在這座城市舉行的持續24小時的文化節。在堅持要求紐約的五個行政區全部受邀參加之後﹐彭博簽字同意了這項計畫。他說﹐“即使是像我這樣就連領帶和襯衫都搭配不好的人也知道﹐時尚對紐約市來說意味著錢。另外﹐在安娜優雅而平靜的外表之下有一顆相當堅定的決心。她是那種你無法拒絕的人。”
最初﹐這個創意並沒有獲得廣泛認同。整個紐約市為之感到震驚。購物療法突然變成了一種不正常的行為﹐紐約彷彿被最沒有美國味兒的美德——節儉——給冰冷地禁錮住了。剛開始的時候﹐溫圖爾去找梅西百貨公司(Macy's Inc.)的董事長泰瑞‧倫德格爾(Terry Lundgren)以尋求幫助。該公司旗下有梅西百貨和Bloomingdale's百貨商店。倫德格爾說﹐“考慮到人們的情緒﹐我當時感到猶豫。我不知道這項計畫是否會奏效。”
據溫圖爾以前的一位同事回憶﹐當一些商店還在畏首畏尾的時候﹐溫圖爾已經在部署她的名流突擊隊了。“她在指揮中心運籌帷幄——我會安排西耶那‧米勒(Sienna Miller)來你這裡﹐我會讓賈斯汀‧汀布萊克(Justin Timberlake)去你那邊！”（汀布萊克和米勒都是溫圖爾的好萊塢盟軍中最熱心的成員。賈斯汀‧汀布萊克說﹐“溫圖爾明白時尚不僅僅是衣服﹐還是一種思想狀態。她很清楚所有這些微小的力量彙聚在一起能促成偉大的事業。”）
當年的紐約時尚購物夜堪稱四旬齋期間的狂歡節。據市場調研公司ShopperTrak稱﹐紐約零售商店總的客流量增加了大約50%。雖然在活動結束後發表的其他報告顯示看客比買家要多﹐但總體意見還是認為此次活動非常值得稱讚。倫德葛籣稱﹐“也許你不能確切地用數字來衡量溫圖爾的經濟影響力﹐但實際上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他補充說﹐到時尚購物夜結束後的那個週末為止﹐梅西百貨一度下降4至5個百分點的銷售額出現了兩位數的增幅。“這是當年首次出現這種令人振奮的局面。”
第二年﹐溫圖爾加大了賭注。她召集Vogue雜誌各國版本的30位主編和發行人在巴黎開了一個特別會議﹐討論將活動進一步擴大到全球範圍。前進出版公司(Advance Publications)的董事長撒母耳‧紐豪斯(S.I. Newhouse)說﹐“這些人還是首次被聚集在一起。她做這件事不需要我的授權﹐她具有超凡的能力來執行她的意願。如果我有保留意見﹐她可能也會義無反顧地行事。”前進出版公司是Vogue雜誌出版商康泰納仕公司(Conde Nast)的母公司。
為了拉開這個購物狂歡節的帷幕﹐溫圖爾在林肯中心的廣場上組織了紐約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公開時裝秀﹐售出了1,500張門票﹐起價為25美元。這場時裝秀雲集了全球125位頂級模特﹐通過互聯網現場直播﹐此後又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電視臺轉播。2010年的紐約時尚購物夜活動吸引了紐約1,000多家零售商店、美國100多個城市以及全球16個國家的參與。例如﹐伊斯坦布爾在3個小時內的服裝銷售額達到200萬美元。放心吧﹐在2011年的活動中﹐這一切還將重演。
在4月份舉行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時裝學院(Costume Institute)慈善慶典上﹐溫圖爾的忠誠聯盟還將大放異彩。嘉賓名單包括保爾‧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傑夫‧昆斯(Jeff Koons)、艾莉西亞‧凱斯(Alicia Keys)和穀歌(Google)主管消費者產品的副總裁瑪麗莎‧梅耶爾(Marissa Mayer)。去年﹐彭博、波諾(Bono)、巴瑞‧迪勒(Barry Diller)、拉里‧高古軒(Larry Gagosian)和湯米‧摩托拉(Tommy Mottola)等不同領域的名流都趕來捧場。
當溫圖爾於1995年接任這個慈善慶典的聯合主持時﹐這還是一個在紐約公園大道(Park Avenue)舉行的內部聚會﹐每年募集的善款約為900,000美元。自1948年以來﹐大都會博物館一直在舉辦某種形式的時裝學院慈善慶典﹐當時﹐女性名流們支付50美元就可以穿上時裝學院的某款晚裝出席在12月份舉行的一場午夜晚宴。戴安娜‧弗里蘭德(Diana Vreeland)和派特‧巴克利(Pat Buckley)都是在各自領域取得了傑出成就的強大女性﹐她們曾先後擔任這個慈善慶典的聯合主持。溫圖爾召集了來自好萊塢、電視和互聯網行業的重量級人物﹐將這個慈善慶典變成了紐約對全世界發出的星條旗之吻。溫圖爾說﹐“以前﹐這個慶典更多的是時尚界的聚會。在我介入之後﹐我開始邀請妮可‧吉德曼和凱特‧布蘭切特(Cate Blanchetts)這樣的嘉賓﹐然後是政治、文學、繪畫和音樂圈的人士﹐如此一來﹐這就不僅僅是時尚慶典了。這個過程就像是製作一場盛大的演出秀。”
對於有時候過分謹小慎微的大都會博物館來說﹐溫圖爾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例如﹐去年溫圖爾用卡車將一個30英尺高的熱氣球從南達科他州運來﹐讓其漂浮在博物館安格哈德大廳(Engelhard Court)的上方。大都會博物館總裁艾米麗‧萊弗提(Emily Rafferty)說：“當我們第一次看到這個熱氣球時的反應是：不行！博物館里不能有燃氣！安娜改變了我們的看法﹐她把我們思考可行活動的方式帶入了新的層次﹐但又從來沒有忘記我們是在一個博物館里工作。”
今年﹐一張慶典門票的價格將達到25,000美元﹐包桌的價格是250,000美元。去年﹐這個慶典活動募集了近900萬美元善款。在紐約慈善圈中﹐據說只有邀請了對沖基金巨頭出席的羅賓漢基金(Robin Hood Foundation)慈善慶典的募款金額超過了這個數目。萊弗提讚歎說﹐自溫圖爾接手以來﹐她總共為大都會博物館時裝學院籌集了7500萬美元資金﹐其中的5500萬美元是通過慈善慶典募集的﹐另外2000萬美元則是企業為展覽提供的贊助。萊弗提說﹐“這真的是一筆鉅資。”有了這筆錢後﹐時裝學院將從2012年開始進行大整修。為表彰溫圖爾做出的巨大貢獻﹐大都會博物館授予其名譽理事頭銜。
許多人認為他們已經瞭解安娜‧溫圖爾了。她是把頭髮做得紋絲不亂的時尚界女魔頭。在過去幾年中﹐她被冠以各種各樣的綽號﹐許多綽號都與“冷酷”這個詞有關。她並沒有跳出來澄清這種看法。從2009年的紀錄片《9月刊》(The September Issue)中你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在片中﹐溫圖爾不動聲色地任由Vogue雜誌的創意總監格蕾絲‧柯丁頓(Grace Coddington)公然操縱觀眾的情感。一位以前的同事稱﹐“安娜不會反駁任何人對她的看法。”
事實上﹐溫圖爾對自己的聲譽有一種冷幽默。在根據溫圖爾一位元前助手的映射小說改編的電影《穿普拉達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首映時﹐她穿著一身普拉達翩然而至。在去年秋天訪問中國期間﹐她在一個新聞發佈會上被問到她是否真如片中女主角那樣。當時﹐她面無表情地說﹐“當然是真的﹐我會毆打所有的助手﹐把他們關到櫃子裡﹐不給他們發薪水。”魯曼說﹐“她在觀看馬戲表演的時候會發出誇張的大笑﹐儘管她真的是非常嚴肅地對待演出。”溫圖爾本人則做出了更簡單的解釋﹐“我很關心我的朋友和家人﹐他們都知道這一點﹐但是﹐工作就是工作。”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溫圖爾就對時尚情有獨鍾。她的父親是英國人﹐名叫查理斯‧溫圖爾(Charles Wintour)﹐是倫敦《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的編輯﹐素以孤傲聞名。她的母親是個美國人﹐名叫艾蓮娜‧貝克(Eleanor Baker)﹐大家都管她叫諾尼(Nonie)。1967年﹐17歲的安娜從學校輟學﹐去參加倫敦的狂野時尚舞蹈表演。
從那以後﹐她不斷攀登英國和美國時尚雜誌的巔峰位置﹐當然也從未忘記真正值得她去攀登的時尚界的最高寶座。接下來﹐她的故事就該說到1982年首次去Vogue雜誌面試的情景了。當時的Vogue主編格蕾絲‧米蘭貝拉(Grace Mirabella)問溫圖爾﹐如果她能進入這個雜誌社﹐她想要什麼樣的工作。據說溫圖爾毫不眨眼地對米蘭貝拉說﹐“你的工作。”米蘭貝拉嚴陣以待﹐但是六年後﹐溫圖爾還是衝破了防線﹐取代了米蘭貝拉。（米蘭貝拉至今仍對此耿耿於懷。）
和大多數人相比﹐溫圖爾很早就意識到時尚將會沖出其狹小的空間﹐與更廣泛的文化交融在一起。當她將金‧貝辛格(Kim Basinger)搬上Vogue雜誌1991年5月刊的封面時﹐時尚仍生活在朵薇瑪式的純潔幻想世界中。大多數好萊塢明星不單不是道德楷模或智慧源泉﹐也不是時尚偶像。溫圖爾改變了這一切﹐她把一眾明星搬上雜誌封面﹐使好萊塢明星們警覺最好還是認真對待自己的穿著打扮。從1993年的薇諾娜‧賴德(Winona Ryder)和莎朗‧斯通(Sharon Stone)到1994年的茱莉亞‧羅伯茨(Julia Roberts)﹐再到1995年的黛咪‧摩爾(Demi Moore)﹐直至1998年﹐登上封面的明星數量呈爆炸式增長。這一年﹐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克雷爾‧鄧尼斯(Claire Danes)、芮妮‧齊薇格(Renee Zellweger)（溫圖爾貼身打造她的形象）、伊莉莎白‧赫莉(Elizabeth Hurley)和著名的辣妹組合(Spice Girls)輪番登上Vogue雜誌的封面（溫圖爾承認她在這件事上有些不夠慎重﹐她說﹐對於將辣妹組合放上封面她並不是十分引以為傲）。同樣在這一年﹐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和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也成為封面人物﹐這表明Vogue雜誌向更廣闊的世界敞開了懷抱。但有時候﹐這個更廣闊的世界並不買帳。溫圖爾在2008年將勒布朗‧詹姆斯搬上封面﹐由安妮‧萊博維茨(Annie Leibovitz)拍攝的這張照片中的詹姆斯讓人聯想起金剛﹐這一期雜誌在報刊亭的銷量遭遇慘敗。
還有人質疑Vogue雜誌有時候是不是過分追求時尚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東西。今年3月刊中﹐有一篇美化敘利亞獨裁政權阿薩德家族的專訪。作者瓊‧茱麗葉‧巴克(Joan Juliet Buck)承認﹐“不錯﹐在敘利亞﹐權力是世襲的﹐而且紀念真主党的煙灰缸隨處可見。但是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妻子阿斯瑪(Asma)確實年輕迷人﹐而且非常時髦。”
儘管受到非議﹐溫圖爾仍然認為其基調是正確的﹐儘管她並不贊同每句話。魯曼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時尚變得和音樂一樣有影響力。”一位同事稱﹐是先有溫圖爾還是先有這個時尚界？這有點像雞和蛋的關係﹐但她是引路人﹐你不得不冠以她這項殊榮。
在過去十年中﹐時尚可能已經衝破了原先的限制﹐但這個規模達3500億美元的產業本身依然足夠緊湊﹐只需一人就能主宰﹐這個人就是溫圖爾。在2月份的時裝週期間﹐當她只在米蘭停留四天的消息傳出後﹐所有義大利人都為之大驚小怪地忙做一團。主辦方召集了緊急會議﹐火急火燎地要求設計師們重新安排他們的時裝秀﹐大家都急著把原定88小時的時裝秀壓縮至70小時以遷就她縮短後的行程。2007年﹐R. J.卡特爾(R. J. Cutler)拍攝了紀錄片《九月刊》﹐影片記錄了Vogue雜誌社如何製作最重要的一期雜誌的過程。一位朋友問他﹐溫圖爾工作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他回答說﹐“在好萊塢﹐如果沒有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祝福﹐你也可以拍出一部電影﹔在矽谷﹐如果沒有比爾‧蓋茨(Bill Gates)的祝福﹐你也能發佈一款軟體﹔但是我相當清楚地知道﹐在時尚界﹐如果沒有安娜‧溫圖爾的祝福﹐你休想取得成功。”
事實上﹐時尚界的一些大人物能取得今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感謝溫圖爾。她促成了一些時尚大品牌和代理公司之間的聯姻﹐例如古琦(Gucci)和寶緹嘉(Bottega Veneta)﹐Sportswear Holdings和邁克‧柯爾(Michael Kors)。一位曾與溫圖爾一起親密工作過的前同事稱﹐“她在做這些工作時非常謹慎﹐但對整個時尚界和零售業來說﹐她確實擔當了一種顧問的角色。”
邁克‧柯爾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81年﹐當時溫圖爾剛剛成為Vogue美國版的一名時尚編輯不久。年輕的設計師柯爾剛剛推出了他的第一個女裝系列﹐溫圖爾立刻敏銳地發現自己很喜歡這些服裝以及這位設計師。柯爾的事業在90年代遭受沉重打擊﹐於1993年申請破產﹐但是溫圖爾一直對他讚譽有加。
2002年﹐曹其峰(Silas Chou)和勞倫斯‧斯特羅爾(Lawrence Stroll)正在尋找時尚界的下一個大品牌。這兩位搭檔在1989年漂亮地收購了湯米‧希爾費格﹐並於1992年使其成為家喻戶曉的名牌。溫圖爾向他們推薦了柯爾。曹其峰說﹐“在我結識邁克‧柯爾之前20年﹐溫圖爾就已經發現了他的才能。我們一直在談判﹐關鍵時刻﹐溫圖爾對柯爾的看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曹其峰和斯特羅爾在2003年通過他們旗下的Sportswear Holdings以大約1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柯爾品牌的控股權﹐而現在柯爾品牌的零售額已接近10億美元。
和溫圖爾一起參加了幾次企業聯姻會的一位前同事說﹐“我發現溫圖爾真的是時尚界的麥肯錫(McKinsey)。”溫圖爾本人則比較謙虛﹐她說﹐“我們可以提出建議﹐但最終還要當事各方自己拿主意。”
伯納德‧阿諾特是經常能得到溫圖爾建議的人之一﹐他執掌的奢侈品王國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集團(LVMH)旗下擁有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紀梵希(Givenchy)、馬克‧雅各和芬迪(Fendi)等品牌。1993年﹐溫圖爾和Vogue雜誌特約編輯安德列‧里昂‧塔利(Andre Leon Talley)將落魄的設計師約翰‧加利亞諾(John Galliano)引薦給約翰‧巴爾特(John Bult)及馬克‧賴斯(Mark Rice)這兩位金主﹐使加利亞諾的職業生涯重振旗鼓。後來她還把加利亞諾推薦給阿諾特﹐後者先是讓加利亞諾擔任紀梵希的設計師﹐然後又讓他擔任迪奧的設計師（迪奧是阿諾特的控股公司旗下的品牌）。1997年﹐溫圖爾將馬克‧雅各推薦給阿諾特旗下的路易‧威登品牌。阿諾特稱﹐“溫圖爾給他們指出了一種出乎意料的選擇。我非常坦白地告訴溫圖爾﹐現在不是挑選大牌設計師的時候﹐這麼說可能相當魯莽。正是溫圖爾看到了約翰和迪奧品牌在風格上的緊密契合。她是眼光獨到的伯樂。”
看起來現在加利亞諾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溫圖爾：今年2月底﹐這位設計師突然被迪奧停職﹐因為此前巴黎的一對情侶指控他在一家咖啡館無緣無故地沖他們呼喊反猶太人言論。緊接著﹐攝於去年10月份的一個視頻片段曝光﹐視頻顯示﹐顯然是喝醉了的加利亞諾在一家酒吧發表類似的種族主義言論。此後﹐他就被解雇了。對於他的沉淪﹐溫圖爾表示﹐“這真是個悲劇。”
去年7月﹐溫圖爾與時任法國工業部長的克利斯蒂安‧埃斯特魯斯(Christian Estrosi)會面。她禮貌地建議法國政府從經濟上給法國年輕設計師提供更多的支持。她自己的美國設計師協會(CFDA)/Vogue時尚基金為美國年輕設計師籌集了數百萬美元資金﹐這已經成為歐洲的一個樣板。她是在2001年想到這個主意的﹐當時﹐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遇襲事件打斷了紐約時裝周﹐使年輕的設計師陷入經濟困境。該基金目前已有1000萬美元資金﹐已經在米蘭和倫敦推出了類似的基金專案。
奢侈品巨頭法國巴黎春天百貨集團(PPR)總裁弗朗索瓦‧亨利‧皮諾(Francois-Henri Pinault)說﹐“她要處理的事情確實比其他任何主編承擔的工作重大得多。”皮諾目前正在和埃斯特魯斯討論如何給年輕設計師提供經濟支持的問題。溫圖爾並不是直接找到他並向他提出這個要求的。他說﹐“溫圖爾的做法聰明多了。”
我在溫圖爾整潔寬大而富有藝術氣息的Vogue雜誌社辦公室跟她見面﹐那天她從早上五點開始就呆在那兒了——平時這是她起床的時間。大部分日子裡﹐她會在早上六點鐘的時候去打網球﹐但最近她一直在治療疼痛的肘部﹐因此不能打球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完全與網球絕緣。我們見面的這天﹐她正在觀看她的朋友羅傑‧費德勒(Roger Federer)在澳網公開賽上與吉勒‧西蒙(Gilles Simon)展開的一場勝負難分的五盤制比賽。西蒙以前曾經贏過費德勒兩次﹐因此溫圖爾很緊張。事後她顯然有些如釋重負地說﹐“費德勒總算贏了。”
溫圖爾第一次找到費德勒是在2002年的美國網球公開賽﹐也就是他贏得第一個大滿貫之前。費德勒有些吃驚。他說﹐“當時我還不是十分清楚她是誰。”從此以後﹐溫圖爾就成了費德勒一個深受信賴的顧問和親密的朋友﹐不僅對費德勒而言﹐對他的妻子米爾卡(Mirka)和經紀人托尼‧高德斯克(Tony Godsick)來說也是如此。費德勒說﹐“我從溫圖爾那裡獲得各種各樣的建議——包括在場上和場下穿什麼衣服、拍攝照片以及贊助商等等所有的一切。”雖然溫圖爾卻從未要求任何回報﹐但費德勒說﹐“總會有這麼一天的﹐當這一天到來時﹐我會很樂意與她合作。”
溫圖爾的密友稱﹐難得的是﹐她從來不會直接要求回報。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如果溫圖爾真的要求他們做些什麼﹐也從來不會得到否定的答案。馬克‧雅各說﹐“如果我被要求做某件不想做的事情﹐首先我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然後會接到Vogue雜誌某個人的電話﹐此刻我就不會費事去拒絕了﹐因為我知道下一個電話肯定是她親自打來的。”
雅各稱﹐那些只看到她堅硬外表下的光環的人們總是毫不懷疑她會擺出女訓導主任的架勢。“她留給外界的印象並不好。但她總是堅定地支持她所信任的人﹐如果你並不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員﹐可能會對她有不同的看法。”從剛進Vogue雜誌開始﹐溫圖爾就一直支持雅各。他說﹐“當時﹐人人都看輕我。溫圖爾和我之間的關係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時尚主編與設計師的關係。”正是由於這層關係﹐在吉米‧法倫(Jimmy Fallon)的時裝秀上﹐雅各緊鄰溫圖爾而坐﹐兩人一起高談紐約時尚購物夜。
如果說擁有一個共同利益集團（即使這個集團的範圍很大而且成員都富有魅力）會面臨一個風險的話﹐那這個風險就是這可能會使Vogue的內容編排看起來過於排他。在我提出這個問題時﹐溫圖爾思索了一會兒﹐對此做出了另一種解釋。她說﹐“我會努力對新人保持開放態度﹐但顯然你會更加相信認識很長時間的人。我認為Vogue有自己的圈內語言﹐某些人可能被視為這本雜誌的中流砥柱和標杆。我們非常努力地把熟面孔與正在崛起的新人結合起來﹐但是我寧可偏之於謹慎地任用較熟悉的人而不願……怎麼說來著？……對﹐操之過急。”
環遊全球、牽線搭橋以及活動策劃這種種角色很容易使人忘記溫圖爾的本職工作是經營一本雜誌。和業內其他雜誌一樣﹐Vogue也遭受了經濟衰退帶來的沉重打擊。該雜誌2008年的收入下降5.55%﹐2009年進一步下降27%﹐跌至2.89億美元﹐但現在似乎已經反彈了。據康泰納仕公司新聞部稱﹐Vogue2010年的收入增長18%﹐至3.42億美元﹐儘管仍低於2007年高峰時期的4.19億美元。另外﹐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增長近11%﹐僅次於《世界時裝之苑》(Elle)的14.3%﹐和《型時代》(InStyle)的10.9%不相上下。在廣告總頁數方面則是Vogue穩超了這兩本雜誌。
去年9月﹐在紐約時裝周前夕﹐溫圖爾推出了重新設計後的網站Vogue.com。這個網站起步較慢﹐剛開始只有545,000名唯一訪問者﹐到今年1月份﹐註冊用戶已達896,000名。這仍然不及Style.com高達240萬的訪問者﹐Style.com是康泰納仕旗下的綜合性網站﹐原先是Vogue雜誌的官網。但Vogue.com呈現健康上升勢頭﹐考慮到Style.com已有10年曆史後就更是如此了。
溫圖爾的老闆薩繆爾‧紐豪斯承認﹐溫圖爾涉足互聯網領域較晚。她不太情願開通這個網站﹐因為她認為能表現Vogue雜誌影響力的是印刷出版物。但是﹐通常情況下﹐她一旦做了﹐就會做好。在數字時尚界﹐溫圖爾還能像在印刷出版界那樣佔據說一不二的統治地位嗎？對此﹐紐豪斯沒有做出正面回答﹐他說﹐“現在斷言還為時過早﹐但是從紐約時尚購物夜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她顯然有能力去執行她的意願。”
當然﹐品牌才是紐豪斯最關心的東西。他說﹐“沒有比Vogue雜誌主編更重要的角色了。”他證實﹐Vogue是康泰納仕旗下最賺錢的出版物。至於不時冒出的關於溫圖爾（現年61歲）接班人的傳言﹐紐豪斯只有一句話：“絕沒有這回事。我希望溫圖爾還能再幹10年、20年。”
你可能會問﹐在這個外表看來很能培養人才的Vogue雜誌社﹐溫圖爾有沒有培養某個人﹐在她（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薩繆爾‧紐豪斯）選擇將她的衣缽傳承下去時能夠接掌大權？溫圖爾的一位前同事回答說﹐“她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在大多數雜誌社﹐主編大權的交接並不像封建王朝傳位那樣。權力的更替很少是溫和的。格蕾絲‧米蘭貝拉沒有培養溫圖爾﹐戴安娜‧弗里蘭德也沒有培養米蘭貝拉。多數情況下﹐一位元新主編意味著一種新的編輯視覺﹐通常代表了老闆的意願。只要Vogue還在溫圖爾的視覺界定之下﹐就沒有人會比溫圖爾本人幹得更好。
但是去年﹐有關繼任者的謠言傳得風生水起。據說卡琳‧洛菲德(Carine Roitfeld)正蓄勢以待﹐但也僅止於傳言而已。這位頗有爭議的Vogue法國版主編在巴黎被視為朋克之父伊基‧波普(Iggy Pop)的翻版。她恰巧看起來也有點像這位眼珠突突的搖滾明星﹐而且她也和波普一樣具有濃厚的情欲色彩﹐這使Vogue法國版以大膽的風氣而著稱。洛菲德以開創所謂的“情色時尚”(porno chic)潮流而享有盛譽（如果可以稱之為“榮譽”的話）﹐這為Vogue法國版在時尚界贏得了限制級的名聲。說起來﹐Vogue美國版似乎有些讓人瞧不起﹐其內容總是過分迎合大眾的喜好。
洛菲德於去年12月辭職﹐據傳她是因為和巴黎世家(Balenciaga)等品牌之間的諮詢關係而被迫辭職的﹐這種關係被認為與其主編職責很難共存。（但洛菲德否認曾提供諮詢服務以及被要求辭職。）在Vogue法國版內部﹐有關洛菲德威脅到溫圖爾地位的這種想法從未被當真。法國版的一位管理人員稱﹐“這純粹是瞎扯。洛菲德關心的東西只有創意﹐而溫圖爾想的則是業務。溫圖爾給其他所有的編輯定好“啦”音（這是法語裡面的一種表達方式﹐來源於管弦樂隊給樂器調音的方式﹐也就是說為他們設定基調並起到激勵作用）。”
並非人人都對溫圖爾的商業頭腦和廣泛的雄心讚賞有加。有人哀歎那種狹義的、朵薇瑪式的時尚感一去不返﹐也有人認為溫圖爾這種更開闊的敏感度使時尚最細膩優雅的本質變得粗糙。最近《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刊登了一篇關於洛菲德離職的文章﹐時尚攝影師伊內茲‧馮‧蘭姆斯韋德(Inez van Lamsweerde)稱﹐她希望Vogue法國版不會開始變得更像美國版。她寫道﹐“我們是否真的需要又一本關於最新的建築傑作和最新書籍的雜誌？就我而言﹐我需要的是一本具有最佳品味和不可思議的攝影技巧的真正的時尚雜誌。”這種事情以前也曾發生過。上個世紀90年代﹐設計師傑佛瑞‧比尼(Geoffrey Beene)就指責溫圖爾迎合最低級的大眾品味。這件事在當時頗為有名。比尼抨擊她說﹐“作為一位編輯﹐她把優雅出眾變成了世俗大眾﹐把品味變成了垃圾。”後來他不再邀請溫圖爾出席他的時裝秀。
即使是在洛菲德離職後﹐有關溫圖爾的傳言依然不減。最新的一個傳言是﹐她有意離開Vogue雜誌和時尚界﹐在華盛頓謀求一個大使的職務。溫圖爾熱心為巴拉克‧奧巴馬籌款以及她對第一夫人蜜雪兒‧奧巴馬(Michelle Obama) 的公開仰慕﹐都助長了這種傳言。當溫圖爾被問到她最仰慕的人是誰時﹐她首先提及的名字之一就是蜜雪兒‧奧巴馬。
在2008年的總統選舉之前﹐她和凱文‧克萊(Calvin Klein)及安德列‧里昂‧塔利一起在克萊家中舉行了一場籌款晚宴。克萊回憶道﹐“我負責與審美有關的工作﹐溫圖爾則負責打電話﹐實際上籌得的資金都要歸功於她。她就像一台發電機﹐你會覺得這位瘦小美麗的女子是為時尚而生、為時尚而死。”此後不久﹐安妮‧萊博維茨為蜜雪兒‧奧巴馬拍攝了一張跨頁照片﹐刊登在2009年1月刊中。這位第一夫人還出現在Vogue雜誌2009年3月刊的封面上﹐同期還刊登了她的獨家專訪。
去年7月﹐溫圖爾在她位於格林威治村的聯排別墅中為奧巴馬舉行了一場籌款晚宴﹐每位嘉賓捐資30,000美元。出席此次晚宴的都是溫圖爾關係網中的關鍵人物﹐包括哈威‧韋恩斯坦和他的妻子——瑪切薩(Marchesa)的設計師喬治婭‧查普曼(Georgina Chapman)﹔運動品牌希爾瑞(Theory)的創始人安德魯‧羅森(Andrew Rosen)（他給CDFA/Vogue時尚基金捐了很多錢﹐還為紐約時尚購物夜活動製作了T恤）﹔蓋璞(Gap)的設計師派翠克‧羅賓森(Patrick Robinson)（他和奧普拉‧溫弗瑞及溫圖爾共同主持了2010年的時裝學院慶典）﹔溫圖爾的老友、美國設計師協會會長黛安‧馮‧芙絲汀寶(Diane von Furstenberg)﹔藝術品交易商拉里‧高古軒。據《女裝日報》(Women's Wear Daily)稱﹐此次晚宴籌集了150萬美元資金。
溫圖爾斷然否認她在謀求某項政府工作。對她來說﹐Vogue沒有界限。她說﹐“在各種新的媒體管道紛紛面世、各種聲音甚囂塵上之際﹐像Vogue雜誌這樣權威、冷靜的聲音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關注時尚的眼睛越多、有關時尚的見解越多、全球探索時尚的活動越多﹐對Vogue雜誌來說就越好。Vogue雜誌就像耐克(Nike)或可口可樂(Coca-Cola)﹐是龐大的全球性品牌。我想要讓它進一步強大、我想要保護它﹐讓它成為人們談話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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