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8日

當前國際經濟危機不確定性問題及應對思路

作者:楊聖明
日期:2010/07/27

目前,儘管世界經濟出現了種種復蘇跡象,但是經濟危機並沒有真正過去,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對此,如果認識不足,處理不好,危機仍有反彈的可能性。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很有必要進一步認識這些不確定因素,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

一、當前經濟危機不確定性的主要表現

1. 政府債務的不確定性。此次經濟危機爆發前,美、英、日等發達國家以及轉軌國家的政府都有不少債務。危機來臨之後,為了拯救金融業,各國政府向金融機構注入的"流動性"達到天文數字。其結果是,金融業雖然有了復蘇跡象,但政府部門卻增加了巨額債務和赤字。因此,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演化成財政危機,出現了一些"國家破產"或"政府破產"現象。美、日等國的財政都陷入泥潭,短期內難以自拔,這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

2. 失業問題的不確定性。根據傳統經濟理論,隨著經濟的復蘇,失業人數或失業率應相應下降。然而,這種趨勢在西方發達國家尚未出現,有的國家失業問題還在惡化。嚴重的失業問題是社會動盪的根源之一,如果不能妥善解決該問題,必將出現社會危機。經濟危機一般包含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社會危機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已基本過去,而第二、三階段何時結束,仍不確定。

3. 虛擬經濟的不確定性。美國次貸危機的實質是金融衍生品的惡性膨脹及由此造成的全球連鎖反應。而美國政府欲加強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的監管,又遭到銀行家、金融家的強力抵抗。金融自由與金融監管之間的尖銳矛盾,在2009年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進一步暴露出來。當前全球的虛擬經濟規模究竟有多大,應該如何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進行監管,這些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4. 實體經濟的不確定性。要全面解決經濟危機問題,一方面,應繼續治理高度膨脹的虛擬經濟;另一方面,也許是更重要的方面,則是大力強化實體經濟,找准新的實體產業,以確定新一輪大規模固定資本投資的正確方向。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真正走出經濟危機。在歷史上,鋼鐵業、汽車業、建築業、資訊業等都曾作為帶頭產業,帶動歐美經濟一次又一次闖過經濟危機,走向繁榮。而綠色環保產業、新能源產業、生命與生物產業、海洋產業,哪個是當前帶頭產業?美國奧巴馬政府在宣佈其出口新戰略時,所選擇的先導產業是:環境產業和服務、可再生能源、醫療保健和生物技術等。這些產業是否為正確的投資方向?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其投資方向也難一律。因此,在找准投資方向和產業上,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5. 刺激經濟政策進退的不確定性。2008年經濟危機襲來之時,各國都採取了刺激經濟的政策。這些政策防止了經濟跌入深淵,並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經濟復蘇。而當前在刺激經濟政策的取捨上,又面臨經濟增長與通脹的矛盾。尤其是在新興經濟體中,這個矛盾還相當尖銳。宏觀目標上的各種矛盾表明,刺激經濟政策的進退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二、當前經濟危機不確定性的根源分析

1. 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不平衡的涵義有多種多樣。有人認為不平衡僅限於國際貿易方面,不包括財富分配不平衡;還有的將不平衡視為經濟結構失衡。發展中國家不平衡同發達國家的不平衡有各自不同的內容。

首先,從幾個大國的國際經濟地位的不平衡及其轉化方向來看。二戰結束後,美國取代英國登上了世界頭號強國的寶座,而德國、日本成了戰敗國,經濟凋敝,民不聊生。至於剛剛從內戰中誕生的新中國更是"一窮二白",千瘡百孔,百廢待興。這種狀態在當時的美國看來是平衡的,而在德國、日本和中國看來是不平衡的。從那時起,經過50年的發展,進入21世紀,美國雖然還處於頭號強國的地位,但德國、日本和中國已今非昔比。在美國看來,這種狀態是從平衡向不平衡轉化。

其次,從經濟結構不平衡及其轉化來看。就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結構而言,在鋼鐵、石油、汽車以及電器製造業等方面,50年前,美國曾稱雄於世,而今卻夕陽西下;與此相反,美國的虛擬經濟(以現代金融為代表)則日益強大,目前位居全球第一。而此次金融危機證明,這種畸形的經濟結構不利於就業。於是,奧巴馬政府又企圖重振現代製造業,並以此作為出口新戰略的產業基礎,力爭今後5年外貿出口翻一番,解決200萬人的就業問題。近五六十年來,美國的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結構經歷了平衡、不平衡、再趨向平衡的軌跡。而這種結構的變化不斷震撼著世界經濟。

由美國的產業結構決定的進出口結構日益高端化,美國的出口有兩大優勢。一是服務產品的優勢。儘管在貨物貿易方面美國年年出現巨額逆差,但在服務貿易方面則年年大量順差;二是高科技產品和軍工產品的出口優勢。按照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理論,美國應向中國出口其有顯著優勢的服務產品、高科技產品和軍工產品,而從中國進口勞動密集產品。然而,美國的決策者只允許從中國進口勞動密集產品,拒絕向中國出口其具有優勢的高科技產品和軍工產品,這樣,必然產生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如果美國允許向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和軍工產品,中美貿易將趨於平衡。因此,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絕不是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所致,恰恰相反,是美國的決策者操縱美國出口產品所造成的。

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作用的結果還突出表現在世界範圍內的財富分配不平衡、資源分配不平衡。美元日夜不停地流向全世界,而全球的物質財富、資源和能源,則以更大的規模流向美國。因而,美國的財富總量以及人均物質財富、人均資源、人均能源、人均文化財富等,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和落後國家。2007年,美國的人均國民收入高達46040美元,相當於當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的17倍。這是中美經濟最大的不平衡,也是當代世界經濟最大的不平衡。

2. 世界貨幣流通規律的作用。當今世界上有三類貨幣:一是局限於國內流通和使用的所謂國家貨幣,絕大多數國家的貨幣都屬於這種貨幣;二是在一定地區範圍內流通和使用的貨幣,如歐元和日元,這種貨幣稱為國際貨幣;三是在全球流通和使用的貨幣,如美元,這種貨幣稱為世界貨幣。這三類貨幣共同組成全球貨幣體系。其中,世界貨幣在經濟全球化中處於主導地位,對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至關重要。因此,這種貨幣的運行規律值得高度關注。

按照貨幣規律的要求,貨幣和商品必須相互適應。而美國卻製造了一種新的國際分工,即美國製造貨幣(美元),而世界其他國家製造商品。這樣,美元流向全球,而全球的各種商品和資源流向美國。通過這種流動,美國攝取了全世界的財富,完全破壞了商品和貨幣的關係。

美元這種世界貨幣沒有按照貨幣規律運行,沒有履行好自己的職能,反而攪亂了世界經濟秩序,成為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美元過分自由化,而又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限制。鑒於目前還沒有哪一種國家的貨幣能夠充當世界貨幣,以代替美元,因此,只能對美元採取一些限制措施,解決其過分自由化問題。目前至少應採取兩條措施:一是恢復美元與黃金掛?,重新規定美元的黃金含量;二是改革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性金融機構,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和發言權。

3. 國際價值規律的作用。當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領域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其根源之一在於違背國際價值規律的要求。同國內市場經濟中的價值規律相比,國際市場經濟中的國際價值規律至少具有三個特點:其一,同一勞動時間內,不同國家創造不同量的國際價值,生產率和勞動強度較低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市場上處於不利地位,成為國際社會的弱勢群體;其二,不同勞動時間內,不同國家創造相同數量的國際價值,比較富有的國家剝削比較貧窮的國家;其三,剝削與雙贏並存,既獲利又受剝削是當代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真實境況。

國際價值規律有調節、刺激、分配和分化作用。在國際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下,各種商品大量流向價格高的國家。美國利用資本的高價格吸納全球的巨額資本;利用勞動力的高價格吸引了全球的高端人才;利用資源和能源的高價格吸納了全球的資源和能源。總之,國際價值規律是美國致富強國的法寶之一,也是全球經濟不平衡的根源之一。

三、中國在國際貿易領域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

經濟危機對中國的衝擊主要不在金融方面,而在國際貿易方面。這種不對稱的原因可從國際貿易領域進行分析。在外因方面,主要有兩點:一是國際需求嚴重不足,二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在內因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外貿依存度偏高。中國外貿依存度2007-2009年分別為66.3%、60.6%、65.8%。如此高的依存度,在人口1億以上的大國或有廣大國內市場的大國中,是少見的。如2007年美國外貿依存度為23.0%,日本為30.5%,印度為31.1%,巴西為21.8%,南非為25.1%,俄羅斯為44.8%。在條件設定時,外貿依存度是一種表明國內外經濟聯繫程度的指標,或者說是一國的外需與內需相互關係的指標。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高,說明同外界的聯繫比較密切,比較重視外需。因此,外界發生的問題(如此次金融危機)對中國外貿的影響很大。

2. 外向直接投資少,且與出口不配套。一百多年來,發達國家走向全球的歷史證明,它們都是以外貿與外向投資(或稱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這"兩條腿"走向世界。當代美國的外貿出口額僅僅相當於其海外投資公司銷售額的1/3。1995年,美國在海外分公司的銷售額為1.8萬億美元,而同年美國國內的出口額不足6000億美元。日本、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都有類似情況。這種情況說明,目前發達國家走向世界以投資為主,外貿為輔。這就揭示了中國外貿依存度顯著高於美、日等國的原因。因此,不能把中國外貿依存度高視同于對外開放度高。

中國的外向投資不僅少,而且與商品的出口不配套,不能成為促進商品出口的手段。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2009年11月底已高達7896億美元,大約相當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倍。這個事實說明,中國重視國債、股票等金融市場上的外向投資,不夠重視對外直接投資。而過分依靠外貿,會遇到各種貿易壁壘的衝擊。

3. 人民幣匯率內高外低。即在國內偏高,而在國外偏低,處於尖銳的矛盾對立狀態。從國內看,人民幣匯率偏高是因為其國內基礎本來就過低,包括人力價格低、資源價格低和環境價格低。按照國內的"三低"價格形成的人民幣匯率還應該比目前更低一些。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應從解決國內"三低"入手。中國目前的外貿順差並不表明出口商品有較強的競爭力,而只說明"三低"的存在。一旦"三低"解決了,順差也許會自動消失。在國外,人民幣面臨升值的壓力;而在國內,人民幣則面臨貶值的壓力。當前我們所謂的通貨膨脹預期正在增強,其實質是人民幣貶值的壓力正在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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