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

來源:和訊網
日期:2015/06/25 17:15

政治和金融領域的國際合作都在走下坡路。自冷戰結束以來，聯合國(un)未能解決任何一起重大衝突；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給人留下的是酸楚的回味；世貿組織(wto) 1994年后的重大貿易回合談判均未能圓滿收場。由於治理方式過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合法性越發受到質疑。20國集團(g20)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曾作為潛在有效的國際合作工具出現，但它現在似乎已經迷失方向。在一切領域，國家、宗派、商業以及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駕於共同利益之上。這種趨勢現已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我們需要談論的不是全球秩序，而是全球無秩序。



政治方面，局部衝突愈演愈烈、越發頻繁。孤立來看，這些衝突是有可能得到解決的，但它們經常互相關聯，一場衝突中的失敗者往往成為其他衝突中的破壞者。例如，當普京(putin)的俄羅斯以及伊朗政府出於各自的原因向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伸出援手時，敘利亞危機發生了惡化。沙特阿拉伯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提供啟動資金，伊朗則煽動也門的胡塞(houthi)武裝叛亂，以圖報復沙特。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昵稱“比比”(bibi)）試圖說服美國國會反對美國正與伊朗商談的核條約。衝突實在太多，以至於國際輿論難以施加正面影響。

金融方面，布雷頓森林機構(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已經失去壟斷地位。在中國的領導下，一套平行機構正在出現。這兩套機構是將彼此衝突，還是將找到合作之道？由於金融和政治領域同樣互相關聯，未來的歷史進程將極大地取決於中國經濟如何實現轉型——即擺脫投資和出口驅動型增長，增強對內需的依賴——以及美國如何作出應對。美國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可防止兩個強大國家集團之間的關係演變為軍事衝突。

我們是如何走到“全球無秩序”這一步的？冷戰期間，世界被兩個超級大國所主導。每個超級大國都對其盟友和衛星國擁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並通過“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這一威脅避免了與對方的直接軍事對抗。這種“同歸於盡”的體系盡管瘋狂，但是奏效：它造成了許多局部軍事衝突，但避免了世界大戰。

蘇聯帝國分崩離析時，美國有機會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但它沒有抓住機會。美國以個人自由為立國原則，沒有成為世界警察的傾向。事實上，它對擔任國際事務領導者的意義並沒有形成連貫的看法。冷戰期間，美國奉行兩黨都接受的外交政策，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外交政策主張基本一致。但冷戰結束后，兩黨的合作伙伴關係破裂。兩黨都仍然重視美國的主權，但在將美國主權置於國際義務之下的問題上，兩黨很少達成共識。

之后在1997年，一群新保守主義者主張美國應當利用軍事霸權推行國家利益，並建立了名為“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智庫，“以促進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但這是錯誤的路線：不能依靠軍事力量來統治世界。“九一一”恐怖襲擊后，新保守主義者說服小布什總統(president george w. bush)基於不可靠的理由（這個理由后來被證明是子虛烏有）進攻伊拉克，美國也失去了至尊地位。“新美國世紀計劃”與希特勒(hitler)的千年帝國計劃壽命大抵相同，均為十年左右。

相比之下，在金融方面，對美國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曾有明確的共識，也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20世紀80年代，這一共識在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領導下成為主流。它得到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堅決的意識形態支援；它擁有所謂科學的依據，即有效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和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而且，它得到了imf的有效管理。比起新保守主義者所信奉的“武力至上”觀點，這一共識在國際治理和國家私利之間達成了巧妙得多的妥協。

事實上，華盛頓共識正是源自布雷頓森林機構創立時所依據的初始妥協。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提議設立真正的國際貨幣“班科”(bancor)，但美國堅持讓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並最終占了上風。用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著的《動物莊園》(animal farm)里那句令人難忘的話來說，就是“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華盛頓共識倡導自由貿易和金融市場全球化。20世紀90年代末，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甚至試圖修訂imf協議的條文，推行資本賬戶可兌換，即貨幣的自由兌換。這一嘗試雖然失敗，但華盛頓共識通過允許金融資本自由流動，也讓資本得以逃避稅收和監管。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

不幸的是，事實證明這一路線的科學依據是錯誤的構想。不受監管的金融市場天生就是不穩定的：它們造就的不是確保資源能夠得到最優設定的總體均衡，而是金融危機。2008年的危機戲劇化地展示出這一點。巧合的是，2008年還標志著美國政治至尊地位的終結和華盛頓共識的覆滅。它還是金融和政治去一體化過程的開始，這一過程首先出現在歐盟這塊地方，但之后擴散到整個世界。

2008年危機對世界所有經濟體均產生了持久的負面影響，只有中國是明顯的例外。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體系相對獨立於世界其余地區、且主要為政府所有。因此，在政府的授意之下，中國的銀行能夠向經濟提供大量信貸，抵消外需劇減的影響。中國經濟取代美國消費者成為了全球經濟的發動機，辦法主要是向美國消費者提供賒銷商品。但它的馬力很弱，這反映出中國和美國經濟的相對規模。結果便是，自中國的國際經濟影響力崛起以來，世界經濟增長得相當緩慢。

世界得以避免全球性蕭條，主要原因是經濟學家從20世紀30年代的經歷中汲取了一些教訓。沉重的債務負擔和持續存在的政治偏見限制了全球各地財政刺激的規模（中國仍然是例外），但美聯儲(fed)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領導下走上了非常規貨幣政策之路，包括出臺量化寬鬆——即美聯儲通過購買債券來向經濟大舉注資。這避免了有效需求減少惡化為一場全球性衰退。

2008年的危機還間接造成了歐元危機。歐元是不完善的貨幣：歐元區擁有共同的央行，但沒有共同的財政部。歐元的設計者意識到了這一缺陷，但他們相信，當缺陷暴露出來時，能夠喚起政治意愿來糾正它。畢竟，歐盟的成立也經歷了這番過程——每次邁出一步，心中深知這樣做並不夠、但必要時會邁出下一步。

不幸的是，從1999年歐元誕生到2008年需要邁出下一步，政治形勢已發生了變化。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領導下的德國主導了歐洲一體化進程，為的是促成兩德統一。但事實證明統一代價高昂，德國公眾不愿再承擔額外的開銷。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后，歐洲各國財長宣稱不會允許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倒閉，但作為一位熟諳主流民意的政治人士，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卻堅稱，紓困責任應當由各成員國單獨承擔，而不是由歐盟集體承擔。這就排除了建立共同財政部的可能性，而當時恰恰是需要共同財政部的關頭。這便是歐元危機的開始。希臘、意大利、愛爾蘭等單個國家的危機，本質上都是歐元危機的變種。

接下來，金融危機變身為一系列政治危機。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分歧，將歐盟從國與國之間平等、自愿締結的聯盟，變成了債權國（如德國）與債務國（如希臘）的關係，既不自愿也不平等，並引發越來越多的政治緊張局面。

歐盟起初是一次在地區層面進行國際治理的大膽嘗試。2008年危機后，歐盟內部問題纏身，無法在國際經濟中發揮自身作用。美國也變得更關注內部事務，但過程與歐盟有所不同。歐盟和美國變得“內向化”，導致全球范圍內的國際合作走上下坡路。

鑒於西方大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支柱，它們影響力下降已造成國際治理真空。野心勃勃的地區大國和非國家行為體爭相填補真空，不惜動用武力。武裝衝突呈激增態勢，從中東擴散至亞洲其他地區、非洲乃至歐洲。

通過吞並克里米亞和在烏克蘭建立分離主義飛地，普京的俄羅斯不僅挑戰了依賴西方大國支撐的現行世界秩序，也挑戰了歐盟成立所依據的價值觀和原則。無論是歐洲公眾還是美國公眾，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挑戰的嚴重性。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president vladimir putin)想破壞整個烏克蘭的穩定，方法是促成烏克蘭金融和政治的崩盤（他可拒絕為此承擔責任），同時避免占領東烏克蘭的某個地區——如果占領的話，該地區就得依賴俄羅斯提供經濟支援。普京兩度將板上釘釘的軍事勝利轉換為危及烏克蘭全境穩定的停火協議，就是他這種傾向的明證。不幸的是，普京取得了成功——對比兩版明斯克停火協議便可看出——盡管他的成功純粹是暫時性的。現在，普京試圖利用烏克蘭在歐盟內部挑撥離間、贏取政治影響力。

俄羅斯威脅的嚴重程度與歐盟的羸弱程度直接相關。歐盟成功渡過了金融危機和政治危機，但它現在面臨的危機不是一起，而是五起：俄羅斯、烏克蘭、希臘、移民以及將要到來的英國退歐公投，使之應接不暇。歐盟的生存面臨著威脅。

全球層面的國際治理同樣脆弱。不論是金融還是政治方面，世界都有可能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中國已經開始建立一套平行的金融機構，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亞洲債券基金(asian bond fund)倡議、原名金磚銀行(brics bank)的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以及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它是一項亞洲的地區性多邊貨幣互換安排。兩大陣營能否將對抗約束在一定范圍內，將取決於中國如何駕馭它的經濟轉型，以及美國如何應對。

imf可在其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它已經放棄了對華盛頓共識的堅守，但布雷頓森林機構的控股股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等——不愿放棄它們的投票控制權、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它們的這種行為沒有認識到各經濟體相對分量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是非常短視的。

控股股東不大可能放棄控制，不論這種控制有多么脆弱。但imf有機會在兩大陣營之間建立有約束力的聯系。機會來自於imf將在2015年底對其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的組成進行五年一度的重新評估。

sdr是imf於1969年創立的國際儲備資產，旨在補充成員國的官方儲備。人民幣尚未完全符合被納入sdr貨幣籃子的條件，但這些條件並不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有著嚴格的定義。日元被納入時，尚不是普遍交易的貨幣；法國法郎進入貨幣籃子時，法國的資本賬戶正受到嚴格的管制；沙特里亞爾被納入時，其匯率是與美元完全掛鉤的。多年來，準入標準已發生了變化，但其目前要求兩點：一是貨幣來自出口大國，二是貨幣“可自由使用”。這一措辭常被誤認為等同於資本賬戶完全可兌換以及匯率具備靈活性，但事實並非如此。事實上，sdr貨幣籃子曾納入過資本賬戶可兌換程度很低或為零的貨幣。

中國領導層正在大力促成人民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imf工作人員亦表示支援。例如，imf宣稱人民幣“不再被低估”，也不催促中國進行完全、倉促的資本賬戶自由化，而是推崇謹慎、漸進的改革，以確保sdr的順利運轉和保護中國的金融穩定。

現在主要看美國政府的態度，后者在imf擁有否決權——盡管有關sdr貨幣籃子的決定只需imf執行董事會70%多數票贊成即可通過。美國如果積極允許人民幣成為美元的潛在競爭對手，將是作出一項重大讓步。它可能要求中國反過來做出類似的讓步，但那樣做將是錯誤的。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不是零和博弈，一方獲益不一定代表另一方吃虧。

中國尋求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並不是為了取悅或傷害美國，而是有它自己的原因。中國的動機只與它讓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世界主導貨幣的終極雄心間接相關。中國試圖利用金融自由化來推動本國經濟增長。它希望深化政府債券市場，並對國際投資者開放，以便讓中央政府能夠清理失去償付能力的地方當局的壞賬。它還希望降低經濟中的多余杠桿，方法是推動債轉股。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可為這一進程提供便利，一旦成功，將自動提升人民幣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影響力。

如果美國政府將美中關係視為零和博弈，將得不到多少好處，反而會損失很多。換言之，它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能力。當然，它可以阻礙中國的進步，但那樣做將十分危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中國經濟和國家安全承擔了個人責任。如果他的市場化改革失敗，他可能會策動一些外部衝突來保持全國的團結和維持自己的掌權地位。這或將導致中國與俄羅斯結盟——不僅是金融上的結盟，而且是政治和軍事上的結盟。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外部衝突升級為與美國盟友（如日本）的軍事對抗，那么不夸張地說，我們將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

事實上，俄羅斯和中國的軍事預算都在迅速增加，美國的軍費也維持在很高的水平。對中國而言，重整軍備肯定能夠提振內需。中國已經在南中國海炫耀軍事實力，其行動是單方面的，往往頗具挑釁意味，因此美國政府的擔心不無道理。然而，俄中軍事聯盟做好直接對抗美國的準備，可能還需要十年或更多的時間。在那之前，可以預計混合戰(hybrid warfare)還將延續，而代理人戰爭將會激增。

達成諒解對美國和中國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其他的選擇難以接受。中國和美國達成最終協議，其好處可能同樣影響深遠。最近，兩國在氣候政策領域的雙邊互動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兩國作出的非約束性聲明和承諾，那么可以說它們之間的協議已令近期一些控制氣候變化的努力具備了更高的可信度。若能將這種做法拓展到能源政策的其他方面以及金融經濟領域，那么中俄軍事聯盟的威脅將會消除，發生全球衝突的可能性也會大大降低。這值得嘗試。

習近平上次對美進行國事訪問是在2013年，他當時提到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自那以后，這一話題在中國得到廣泛討論。奧巴馬總統(president obama)應當勾勒出他自己的愿景，將普京的俄羅斯（用武力統治取代了法治）與當今的中國（並不總是遵行法治，但尊重條約義務）區別開來。俄羅斯的侵略需要予以堅決抵制，相比之下，對中國則需要鼓勵——方法是提供更具建設性的替代選擇——以免后者走上軍事侵略之路。這種姿態或可引來中國的積極回應。美中對抗不可避免，但需要約束在一定范圍內，避免動用武力。

這倒不是說，達成一份相當於美中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的、影響深遠的協議是件易事。兩國的政治體制存在根本差異。美國以個人自由原則立國，中國卻沒有明顯的個人自由傳統。中國自古以來就沿循等級結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是個帝國。近年來，美國在社交媒體的創新發展方面引領世界，中國則在想方設法管控社交媒體方面引領世界。自冷戰結束以來，就建立成功的等級體系而言，中國遠比俄羅斯成功。

若要了解這一點，最佳途徑是觀察資訊的傳播方式。自社交媒體興起以來，資訊日益沿水平方向傳播，但中國不同：資訊沿垂直方向傳播。在黨國體制內，越是身處高層，就越是訊息靈通、越有表達意見的自由。這意味著，黨國體制不僅提供了個人致富的機會，還營造了個人自由的表象。難怪這一體制能夠吸引中國的許多頂尖人才。然而，它允許的自由受到紅線的嚴格約束。人們必須行走在界限內；逾越紅線的人可能會落入安全機器手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安全機器的束縛一度逐漸變松，但最近出現了不祥的反轉態勢：舉例來說，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界定非政府組織(ngo)權利及身份的非正式規定正被大幅收緊。

將習近平的“中國夢”與美國夢對比，凸顯出兩種政治社會體制的區別。習近平頌揚中國在“民族復興”上取得的成功，而這種成功要靠為國服務者的才智和精力實現。相比之下，美國夢頌揚的是平民子弟克服種種障礙（如社會習俗、偏見、濫用權力的當局、或純粹是運氣差）進入上層社會、實現物質繁榮的成功。美國希望中國接受它的價值觀，但中國領導層認為這些價值觀具有顛覆性。

在這方面，相對於美國，中國與俄羅斯有更多共同點。俄羅斯和中國都將自己視為美國稱霸世界野心的受害者。從美國的角度看，中國的行為有諸多不可取之處。中國沒有獨立司法，跨國公司經常遭受不公待遇，並被受偏袒的中國本土企業擠走。中國與美國等國在南中國海有衝突，在網絡戰和人權問題上也有紛爭。在這些事情上達成合作是不容易的。

美國政府盡管完全認識到這些困難，但它仍然應當真誠地尋求與中國構建戰略伙伴關係。這將包括找出雙方的共同利益、以及存在對抗的領域，並圍繞前者展開合作，圍繞后者展開針鋒相對的討價還價。美國需要雙管齊下，一方面激勵合作，一方面采取威懾、讓針鋒相對的討價還價變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事實可能會證明，兩國合作的領域比乍看上去要更加廣泛。與中國合作、推動習近平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無疑符合中美雙方的利益。改革取得成功，可讓中國日漸壯大的中產階級的愿望得到滿足，也許還可讓習近平得以放松他近期推行的一些限制措施，而這反過來又將提高習氏改革取得成功以及增強全球金融穩定性的概率。習近平現行路線的弱點在於，改革的實施者和監督者是同一批人。開放整個改革過程、使之接受媒體和公民社會的批評，將顯著改善習氏改革的效果。這一點尤其適用於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如果中國走上這條道路，它作為美國戰略伙伴的吸引力將與日俱增。

美中之間的談判可能難以在2015年10月前完成，而屆時imf將考慮sdr貨幣籃子的組成問題。現實地說，談判的準備工作要一直到習近平9月份訪問華盛頓時才能完成。但如果將考慮sdr貨幣籃子組成的最後期限推遲至2016年，將有很多好處。屆時中國將主辦g20會議，而且2016年也是奧巴馬政府執政的最後一年。兩國將調動一切有利於國際合作的政治力量，來達成美中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的愿景。

如果真誠的嘗試宣告失敗，那么美國將有充分理由與中國的鄰國建立足夠強的伙伴關係，強到中俄聯盟都不敢以軍事力量挑戰。這明顯不如建立美中戰略伙伴關係理想。與中國的鄰國建立伙伴關係將使我們回到冷戰，但這仍然比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要好。

正在談判的泛太平洋(601099,股吧)和泛大西洋(600558,股吧)伙伴關係可為雙管齊下的戰略提供絕佳機會，但美國現在的路線大錯特錯。目前，中國被排除在外；事實上，這些伙伴關係被構思為美國領導下的反華聯盟。奧巴馬已要求美國國會授予自己和繼任者權力，允許他們在至多六年的時間里依照“快速道”(fast-track)規則商談貿易協定，而“快速道”規則將剝奪國會修正協定的權利。這項議案已在參議院獲得通過，截至本文寫作時，它正在等待眾議院審議。如果眾議院通過（美國眾議院已於6月18日通過了這一議案——譯者注），習近平9月份訪美時將面臨一個顯而易見的威脅。上述舉動是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等地咄咄逼人行為的恰當回應，但它沒有為備選路線留出什么空間。因此，奧巴馬總統屆時將難以向中方發出真誠的要約來建立美中戰略伙伴關係。

但愿眾議院不會授權將這一議案送入“快速道”。不應強要國會通過該議案，相反，應當將之移出“快速道”。這樣，國會就有充足的時間來糾正擬議協定里的根本性缺陷（由於存在這些缺陷，當前版本的協定是不可接受的）；而且，當習近平9月份訪問華盛頓時，奧巴馬就能向他發出真誠的要約來建立美中戰略伙伴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