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3日

烏克蘭危機背後的全球治理失敗


來源:華爾街日報/周舵
日期:2014/04/03 07:15

今年1月我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版發表《戰後秩序崩盤 “正常國家”登台》時,恐怕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是言過其實。那篇文章談的是東亞局勢,沒有提到俄羅斯,但剛剛過了兩個月,普京猛然跳出來在烏克蘭投出一枚巨型震撼彈。我不得不再次指出,戰後秩序已經無法再維持,一個大動盪的新時代已經露出了猙獰面孔。

烏克蘭和克裡米亞問題錯綜復雜,用任何一種黑白、正邪二分標準(最常見的是專制/民主二分)去解釋都是片面的,無助於問題的解決。烏克蘭的亂局也不僅僅是西方與俄羅斯爭奪地緣政治優勢的問題,或誰贏誰輸的大國零和博弈問題;問題的根源是,全球治理出現了系統性的差錯。

為什麼出現系統性差錯?由於冷戰後秩序是西方主導的,那麼,一個合邏輯的推論就是:西方國家對於冷戰後秩序、特別是對於中俄兩個後極權主義大國處置不當。



蘇聯東歐陣營解體,西方掉進因過度樂觀而導致的全球治理盲區,以為天下從此太平,只剩下幾個“流氓政權”需要修理。於是,一方面在改進全球治理秩序上無所作為,另一方面,卻在局部熱點問題上輕舉妄動、濫用武力。

簡單說來,冷戰後秩序是由兩個“國際警察”維持的:聯合國的授權提供合法性,美國及其西方盟國提供軍事實力,兩者缺一不可,但這種安排漏洞百出。首先,聯合國的制度設計只不過是二戰後幾大戰勝國之間的權宜性安排:五大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果一票否決,聯合國便整體癱瘓;聯合國大會100多個國家無分大小,幾萬人口的太平洋島國和13億人口的中國都是一國一票──這種制度如同兒戲;美國承擔著國際警察的重責,對維護世界秩序貢獻巨大,但卻聲稱“美國國家利益至上”,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從北約轟炸南聯盟、承認科索沃獨立開始,美國和西方國家沒有聯合國的授權或密切合作,更沒有對冷戰後的國際秩序框架進行必不可少的修補或重建,就輕率、武斷地對多國進行武力幹預,既帶頭破壞現有國際秩序,又沒有代之以獲得國際共識支持的新國際秩序,原本應該是秩序維護者的西方聯盟,成了秩序的破壞者。現在俄羅斯和中國的一肚子不滿,恐怕很難用“專制獨裁的中俄反對民主的西方”這種意識形態黑白二分視角,把西方的責任一筆勾銷。烏克蘭危機固然是一心留戀蘇聯紅色大帝國“輝煌歷史”的普京一手挑起的,但是,北約違背德國前總理科爾對戈爾巴喬夫的承諾不斷東擴、不經聯合國授權轟炸南聯盟、承認科索沃獨立,毫無疑問給普京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借口。

那麼,西方國家究竟應該如何對待中俄這兩個後極權大國?

冷戰後的中俄和冷戰期間的中俄雖然有其歷史繼承性,但性質上卻大不相同。現在的中俄是兩個在專制和民主之間搖擺的轉型中國家,未來走向哪裡是不確定的,過去那種“徹底埋葬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狂妄早已煙消雲散,因此,西方拉一拉可以往民主走,推一推可以往專制倒退。這就需要有超越專制/民主黑白二分的新思維、新分析工具;尤其是,需要以硬實力為威懾、但不到萬不得已不用硬實力,而以軟實力的運用發揮為主導。但我們看到的景象卻恰好相反,西方國家大大低估了自己的軟實力,大大高估了自己的硬實力,急於用武力幹預解決問題,不但中俄兩國的執政者,也包括越來越多的精英和民眾認定,要想有國家安全,就只能依靠硬實力甚至核武器與西方對抗,別無選擇。

於是,反美、反西方的極端民族主義趁勢崛起。“民族主義”歷來是許多西方學者的意識形態盲點,英國、法國二戰後在其前殖民地,美國在朝鮮和越南的戰爭失敗,在伊拉克、阿富汗戰後重建中遭遇的重重困難,以及在處理與中俄兩大國關系時的屢屢失誤,都和聚焦於專制/民主意識形態二分,低估民族主義的強大感情力量密切相關。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超越意識形態二分的狹隘視角,客觀公正看待中俄兩國的實際情況,不難看到,這兩個國家當中熱衷自由民主的國民迄今為止只限於少數、甚至極少數西方化的精英,絕大多數國民心心念念關注的是國家富強和生活改善。而恰恰是在這些地方,西方國家對之不屑一顧,不但不去設法削弱反西方反美的民族情緒,反而極其簡單化地把民族主義看作僅僅是專制政府的操弄,以為只要把專制政府搞垮,自由民主自然就會從天而降。實際效果怎樣呢?越來越多的兩國民眾被西方的錯誤政策驅趕到政府一邊,促成了專制政府和極端民族主義民眾之間的反西方大聯盟,令自由民主派越來越勢單力薄。

在西方學界和媒體上,黑白二分法泛濫成災。二分法從古希臘柏拉圖時期就開始滲入西方文明,兩千多年來被不斷強化,早已成為西方文明的基因之一。國際關系學說領域也一樣,西方總是在現實主義/理想主義、遏制/接觸、硬實力/軟實力等等二分性的極端之間搖擺,現實主義者熱衷於和專制政府做買賣,理想主義者只愛聽和自己意識形態一致的意見,雙方全都由短視的機會主義政策主導,整體上既沒有長期一貫的戰略戰術,更不考慮言行一致的國際規則創新和踐行,於是,全球變得越來越無序、越來越混亂,就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情了。

西方在對烏克蘭問題的理解上至今依然是就事論事:誰正誰邪、誰輸誰贏,幾乎沒有看到從“國際關系遊戲規則的公平正義”角度看問題的人,似乎規則沒問題,只是普京之輩破壞規則,然後如何懲罰違規者的問題。我的觀點與此恰好相反。我們現在面臨著新一輪大國之間劇烈沖突的零和博弈局面,冷戰後秩序已經風雨飄零,出路只能是:把零和博弈的惡性循環,改換為合作共贏的良性循環;而這就必須創建新遊戲規則──創建足以遏制惡性循環、保障良性循環的新遊戲規則。顯而易見,冷戰後由聯合國和美國及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無法維系,新的公平正義的國際規則亟待建立。但中俄兩國官方提倡的所謂“多極世界”是個壞主意,那是國際關系外行一廂情願的胡思亂想。多極世界等於混亂無序世界,那比現行冷戰後秩序還要壞得多。必須另想辦法。

也許應該創建一個類似美國最高法院那樣的國際憲法法院?由聯合國主導,全體會員國協商修改國際法、制定國際憲法,由國際憲法法院裁決國際糾紛,各國按比例出資成立國際警察部隊,執行國際憲法法院的裁決。當然還可以有其它辦法,但全球治理不動大手術恐怕是不行了。

(本文作者周舵是獨立學者,自由撰稿人,原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北京四通集團公司高管、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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