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華爾街日報
日期:2013/08/15 07:30
印度政壇的學術氣息並不濃厚﹐所以﹐近日兩位常春籐盟校的教授走進政治舞台鎂光燈下的場景著實難得一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和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是印度最傑出的兩位經濟學家。森是諾貝爾獎得主﹐此前曾擔任過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院長﹔巴格瓦蒂則是一位在國際貿易方面獲得過很多榮譽的學者。這兩位經濟學家都十分受人尊敬﹐並且最近都出版了有關印度發展的著作﹐不過﹐他們倆人的不和由來已久。
他們分歧的起因已不得而知。森和巴格瓦蒂都在上世紀50年代進入劍橋學習﹔後來他們曾任教於新德里的同一所大學。關於他們不和的謠言已經流傳了很多年﹐他們的研究也令他們置身於截然不同的思想陣營中。眾所周知﹐巴格瓦蒂提倡將自由貿易和市場自由化作為實現快速增長的方式。而森已經公開宣稱﹐反對所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他提出的經濟發展道路所倡導的是﹐經濟發展必須配合對社會“能力”的關注﹐比如健康、教育和婦女權益等。
巴格瓦蒂對森的觀點的鄙夷在他最近出版的《增長的意義》(Why Growth Matters)一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本著作是巴格瓦蒂與阿爾溫德‧帕納格里亞(Arvind Panagariya)合著的。今年7月﹐巴格瓦蒂和森的紛爭延伸至了《經濟學人》(Economist)的來信版面﹐巴格瓦蒂和帕納格里亞對有關森的新書《不確定的榮耀》(India: An Uncertain Glory﹐本書由森和讓‧德雷茲(Jean Dreze)合著)的一篇評論做出了回應﹐他們指責森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只是“表面文章”﹐相反﹐森卻在鼓吹他們稱之為“再分配”的理念。森在隨後一期《經濟學人》上做出了回應﹐他抱怨自己的觀點遭到了“悍然扭曲”﹐並指出他一向支持增長﹐不過他補充道﹐對社會指標的投資對促進增長至關重要。
到目前為止﹐上述分歧看起來相對模糊﹐似乎像是學術八卦和專業領域的報復之類的東西。但是最近幾週﹐他們的分歧可謂更上了一層樓。7月22日﹐一位印度電視台記者問到森如何看待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下次總理大選中的前景。莫迪被認為是印度主要反對黨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領袖。
莫迪是一位頗具爭議的人物：他曾令印度自由主義者寒徹心扉﹐因為自由主義者無法忘記發生在莫迪掌管下的古吉拉特邦的反穆斯林屠殺﹔但是他也令印度的很多商界人士感受到了暖意﹐商界人士認為﹐莫迪相對有效的管理對印度發展遲滯的經濟可能會有所幫助。巴格瓦蒂曾經表達過對古吉拉特邦在莫迪領導下高速發展的讚賞﹔而森則曾經表達過對所謂“古吉拉特邦模式”的質疑﹐他稱這種模式並沒有帶來社會的充分進步。
森在接受採訪時回答﹐他並不希望莫迪當選總理﹐這不可避免地再次彰顯了他與巴格瓦蒂在政治方面的不同見解。媒體的瘋狂報道接踵而至﹔各個派系的政客都加入了這場論戰。巴格瓦蒂充當起了右翼印度人民黨的支持者﹐他在電視和報紙採訪中頻頻出現﹐接受著與對莫迪的支持相關的提問。森則成為了執政黨國大黨(Congress party)及其福利主義政策最強有力的擁護者。
當然﹐情況很簡單。森和巴格瓦蒂都不是能夠輕易被駁倒的人﹔印度主要政黨的經濟政策理念也不盡相同。這場唇槍舌戰只不過是政界分歧升溫的一個表現：即印度將於2014年初舉行大選﹐各方早已劃好了陣線。但是﹐這場論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媒體報道也是某些更為嚴峻問題的表象。它們表明﹐印度國內有關經濟狀況以及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討論正在升溫。
的確如此﹐正如一些較有見地的評論所指出的﹐森和巴格瓦蒂的立場實際上並不存在重大的分歧。在一次電話交流中﹐森（我在大學曾師從於他）重申他從來沒有反對過增長。巴格瓦蒂則對我表示﹐他非常讚成向健康和教育領域投資﹐但是他認為經濟增長對於創造用於這類投資的資金至關重要。
就兩人之間存在的分歧來看﹐矛盾主要集中在側重點的定位上﹐或者可以說步驟的先後順序上。森援引東南亞四小龍的例子指出﹐健康和受過教育的民眾是經濟增長的基礎。巴格瓦蒂則在他的書中寫到了首先實施“第一階段改革”的重要性﹐此舉的目的主要在於促進增長﹐而隨後實施的“第二階段改革”可以運用第一階段創造的財富向社會項目進行投資。
這些區別頗為微妙﹐但是從印度的現狀來看﹐雙方觀點的差異卻具有深遠的意義。印度在某種程度上正位於探索擺脫貧困之路的十字路口﹐這個國家正在找尋著一種能夠將高速的經濟騰飛和社會進步相結合的發展模式。
相關討論是在印度發展的黃金二十年後出現的﹐這段時期始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啟動的“經濟大改革”。這一系列改革的成效相當顯著﹐但同時也帶來了喜憂參半的結果。巴格瓦蒂和帕納格里亞在他們的書中指出﹐市場改革已經令將近兩億人口擺脫了貧困。德雷茲和森承認這種進步﹐但他們同時指出﹐印度在其他方面已經被甩在了後面﹐在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和女童教育等方面甚至還比不上貧困得多的孟加拉國。
如何解決這一難題──毋庸置疑的經濟增長和嚴峻的社會剝奪並存的現象──是當今印度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在本世紀的最初幾年﹐也就是印度經濟以每年8%的速度迅猛增長並且似乎將永遠勢不可擋的時期﹐整個印度都把信心放在了市場上。政策制定者和公眾雖然沒有說破﹐但是他們都想當然地認為快速的經濟增長能夠自行解決印度的社會問題。
現在這種情緒已經消散了。因為一方面﹐人們覺得經濟自由化已經導致了裙帶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印度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已經不容否認﹐所以印度已經變得不再痴迷於由市場推動的經濟增長。最近幾年﹐國大黨領導的政府已經啟動了幾個項目（包括一個大規模的公共建設項目和一項頗具爭議的食品補貼議案﹐後者受到了森的擁護）﹐支持者讚揚這些項目具有進步的社會意義﹐但批評者稱這些項目純屬浪費預算。
事實上﹐正如森和巴格瓦蒂都會讚同的那樣﹐印度既需要經濟增長﹐也需要社會進步。這一主張幾乎毫無爭議﹐但是他們兩人為這一目標的實現規劃了迥然不同的路線圖。毋庸置疑﹐將兩人不同的經濟理論和印度不同政治派系的施政理念相比較非常地機械﹔政治很少能夠達到學術的精妙程度。
不過﹐從莫迪（他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了商業和市場準則的維護者）和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他被視為國大黨的領袖﹐他所在政黨的定位是窮苦百姓的利益捍衛者)身上﹐印度可以看到兩種清晰的不同選擇﹐不過﹐這兩種選擇只能大體上對應這兩位印度傑出經濟學家的理論。
政治很少是莊嚴的﹐政壇也不是裁斷學術糾紛的地方。但是﹐印度最近發生的這場論戰仍有一點可取之處﹐或許還可以稱得上大有裨益。印度正面臨著一些嚴肅的選擇﹔就在最近﹐這些選項更加明朗了。
（本文作者是《印度生成：現代印度生活寫照》(India Becoming: A Portrait of Life in Modern India)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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