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菁菁
日期:2013/08/09
「現在安倍的第一支和第二支箭取得了不錯的經濟反應，但是除了短期效果，我們很難對未來有所判斷。人們對經濟的預期是難以管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本身無法造成良好、穩定和長期的增長，它們只是創造了一個潛在的政策環境。日本需要的是自由市場和結構改革。」
安倍的藥方
初來乍到，秩序感是日本給我的第一衝擊。從羽田機場的候機室出來坐機場大巴，工作人員不厭其煩地將行李在道邊整整齊齊排列成隊，恭敬地向每一輛離開的巴士鞠躬。已經略顯陳舊的地鐵車廂裡，西裝革履正襟危坐的上班族擠在一起，安靜得聽不見說話，更沒有手機的聒噪。街邊，園林工人在綠化帶前鋪了一長溜墊布，端正地跪在上面一板一眼清理矮樹叢上的繽紛落英。在國會議事堂的參觀入口，為暑期旅行的學生團服務的講解員堅持和每個人握手並致以歡迎詞。這個學生團大概有200人。呈現在外來人眼中的日本就像一架機器，每個齒輪都嚴絲合縫，竭力工作。
然而，這台機器的運轉情況已經被詬病了24年。從1989年的資產泡沫開始，「日本病」一詞就牢牢地纏繞著這個曾經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增長停滯、股市低迷、房地產貶值、老齡化嚴重。
對於生活在中國大城市的人們來說，東京的城市建設面貌已經不再能帶來巨大的物質衝擊，但從銀座、澀谷連排的商戶，到人們整潔體面的著裝；從超市裡五花八門的商品，到公共衛生間裡精心設計功能齊全的抽水馬桶，你依然不難得出結論：這是一個高度繁榮和發達的社會，只是財富不再由豪車和奢侈手袋來表達。
「日本的經濟沒有媒體上描述的那麼糟糕，日本人的生活依然是富足的。」去日本以前，幾位在日本長期生活過的採訪物件都試圖扭轉我們的刻板成見。「日本已經是成熟完備的經濟體，對經濟潛力的開發已經相當飽和，你不能期待它能夠保持新興經濟體式的發展速度。」中國社科院日本經濟研究專家姚海天說。
那麼，如何解釋日本人的經濟焦慮？在日本生活過20餘年的評論家陳言舉例：「1993年以前，日本人從不覺得房價是一個問題。東京郊區70平方米的小兩居賣到一億日元是很正常的事情。房價突然暴跌時，我並不覺得周圍的人有特別悲觀的情緒，因為所有人都覺得第二天一切都會好起來。一般來說，日本男性會在30歲左右結婚買房，貸款30年。如果你在1990年左右買房結婚，那麼現在你已經50多歲。20年過去了，什麼都沒有改變。你手裡的房子可能只值1000萬日元，你卻還在為一億日元的房款還利息。你當然非常希望國家能夠再來一輪通貨膨脹。這就像是‘擊鼓傳花’。擊鼓的時候大家都很興奮，但鼓聲一停，手上拿到花的人卻又特別尷尬和失落。」
過去24年裡，不斷升值的日元給日本的對外貿易施加著持續的壓力。以Sony公司為例，通過增加以美元為基礎的成本支出比例，該公司已經將美元對日元匯率波動對公司的影響減小到「接近於零」。然而在歐元區的成本支出方式卻很難改變，因而只要日元與歐元交換匯率升值一日元，該公司就會白白損失了600億日元的毛利潤。同時，國內保持著全世界最低的通脹率，呈現出「零物價上漲」甚至「負物價上漲率」的通貨緊縮狀態。在拉動經濟增長三架馬車中，出口和消費都處於停滯狀態。
對外關係、領土問題或許能夠通過激起民族情緒獲得短暫的關注，但在沒有什麼能比經濟政策和經濟表現更能決定一屆政府的政治前途。歷屆日本政府試圖讓經濟的鼓聲重新響起來，但沒有人比安倍晉三的下藥更猛。
「安倍經濟學」射出的第一支箭是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今年01月22日，日本銀行發佈了「2013年日本消費物價指數較去年上升2%」的物價安定目標；4月4日，確定實施「從量到質都不同於以往」的貨幣寬鬆政策，把量化寬鬆的目標由以往的隔夜拆借利率轉向為基礎貨幣，並要求在兩年內以每年約60～70兆日元的速度增加貨幣供應規模。日本央行還決定擴大長期國債購買規模，將包括40年期國債在內的所有長期國債列為收購物件，並將購入更多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和日股交易所買賣基金（ETFs）。
這樣大力度的貨幣寬鬆造成的第一個市場反應就是日幣匯率的下跌。從安倍政權成立前後到現在，日元貶值幅度達到20%。這在促進出口上的效果近乎立竿見影，根據日本財務省的資料，今年05月份，日本出口總額5.77兆日元，同比增長10%，高於市場預期值6.4%，更是遠高於上個月3.8%的同比增速。
安倍貨幣政策的用心不僅在出口上。目前，在日本的GDP構成中，出口只占11%。在2013年上半年舉行的20國集團會議前，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對「安倍經濟學」的解釋是，強調寬鬆貨幣政策旨在刺激國內需求。
根據2012年底日本央行統計資料，日本國民持有資產1866兆日元，而其中一半為現金與存款，遠遠超過歐美的水準。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在研究中指出，由於日元快速升值，日本國民所關注的投資管道與工具十分有限，銀行給出的投資品種往往只有兩種：定期存款及外幣。一方面，日本國民只要持有利率極低的銀行存款及國債就可分享日元快速升值的成果，沒有擴大投資之慾望；另一方面，這些資金大多掌握在年長者手裡，這一群體的消費需求本來就較小，而因為日元升值，進口品價格便宜，他們的消費支出還會進一步減少。
同樣，對於日本的機構投資者來說，也更願意持有日本國債而不是尋找其他投資工具與管道。2011年美國、德國、法國及英國的對內投資占GDP比重分別為23.2%、20.0%、34.7%和49.8%，而日本僅為3.9%。在吸引海外直接投資（FDI）方面，英國與法國2011年吸引的FDI占GDP比重為49.8%和34.7%，日本則僅有3.7%。而「安倍經濟學」的隱性目的就是「通過匯率這個價格機制來改變日本銀行、企業及個人的經濟行為方式，改變或打破整個社會既有的利益結構及利益格局，改變日本企業及居民所持有資金的流向與市場預期，增加日本企業的投資需求及居民消費慾望，從而實現物價回升及經濟增長之目的」。
安倍認為，日本金融資產的六成以上由60歲以上的日本人所擁有。所以，他要努力地讓這些人吐出自己的存款。從今年04月起，日本政府全面推行「祖父母教育減稅」政策。這一政策的核心內容就是「祖父母向孫輩每人提供1500萬日元以內的教育資金時，免除贈與稅」。
安倍以「高姿態」幾度公開表示，不但設定2%的通脹目標，甚至稱這個通脹目標是「中期目標」。也就是說，日本的年物價上漲率很快就會超過2%。這是告訴消費者，要購買觀望已久的大件商品，現在似乎就是最好的時機了。
日本財務省的資料顯示，日本03月家庭開支按年急增5.2%，遠高於市場估計的1.8%，是九年來最大升幅。東京最大的連鎖百貨商場「三越伊勢丹」03月的營業額也比去年同期增長了9.4%，這是從前難以想像的事情。就連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會籍價格——泡沫年代的典型經濟指標——也出現了上漲。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野田政府時期的計畫，日本將在2014和2015年將消費稅提升到8%和10%。
「安倍經濟學」的支持者、大和綜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熊谷亮丸表示：「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商品的價格。價格一旦提升，企業的業績就會有所增長。然後，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後，企業員工的工資也會隨之增長。最後，國家的稅收也會增加。這樣一來，國家、企業，我好你好大家都好啊。」以這樣邏輯，安倍經濟學似乎將順風順水地取得成功。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理想與現實
在安倍的老家、日本山口縣的萩市，有一座封建領主毛利元就的銅像。毛利元就曾給自己的三個兒子講「三矢之訓」的寓言。他說，三兄弟若不團結一致，就會像一支一支的箭那樣容易被折斷；但若是三支箭合在一起，就不容易被折斷了。
這便是「安倍經濟學」三支箭說法的來歷。安倍的第二支箭是「靈活的財政政策」：日本政府先後通過了13兆日元的「2012年度修訂預算案」和在2013年度增加92.61兆日元的必要公共投資的議案。
安倍在06月14日射出了第三支箭：經濟增長戰略報告。這份報告提出了三個增長戰略。第一個是工業復興，包括工業重組、工作力市場改革、IT業發展、創新等。第二個戰略是創造新的市場增長點，主要集中在醫療、能源、基礎設施、農業和漁業。第三個戰略強調全球化，推進貿易關係，促進外國投資和日本工作力的全球化水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日本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主任休‧派翠克評論說：「這個計畫在參議院選舉前五周發佈。毫不奇怪，這些措施的細節、優先點和實施步驟都很模糊。」
「現在要判斷安倍經濟學是否能夠成功實在太早了。今年，日本的經濟增長可能達到2.5%，但這並不足以改變通貨緊縮，為經濟長期增長提供動力。也許它造成的最大衝擊是改變了人們對日本未來的預期，變得更為樂觀。這種樂觀主要是因為日本人已經厭倦了過去20年的‘日本病’，急於為安倍經濟學買單，或者說更急於為一個出眾的領袖買單。」派翠克說，「現在安倍的第一支和第二支箭取得了不錯的經濟反應，但是除了短期效果，我們很難對未來有所判斷。人們對經濟的預期是難以管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本身無法造成良好、穩定和長期的增長，它們只是創造了一個潛在的政策環境。日本需要的是自由市場和結構改革。」
05月23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宣佈美聯儲可能削減資產購買規模，收緊量化寬鬆，一路狂飆的日本股市立刻創下自福島地震以來最大單日跌幅。在06月份，日經指數從頂點下跌了20%。彭博財經的馬休·克萊恩指出，日經指數是隨著海外投資者投入更多的資金而上揚的，外國投資者是推動日經指數上行的主動力，而日本的國民則忙於將囤積的股票脫手。日本股市依賴於極度寬裕的流動性，領漲的板塊多為金融或原材料類，而在美國，房地產、消費類領漲股市顯示美國經濟在出現實質性增長。伯南克的說法令國際投資者擔心流動性將收緊，立刻給日經指數帶來了強烈衝擊。這也顯示，外國投資者風聲鶴唳，本國的投資者更是如此，市場並未對日本真正恢復信心。
如果美聯儲真的減弱量化寬鬆力度、美國經濟不斷走強，那麼美元很可能會大幅升值。雖然這意味著日元會大幅貶值，進而使得通脹率有可能突破2%這一目標。但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利率將會大大升高，安倍所希望的通脹走高和超低利率兩者兼得的目標就難以實現。根據《日本經濟新聞》04月的調查，即便是在目前低利率情況下，僅有18.4%的企業計畫研究發行公司債，75.7%的企業回答將按原計劃進行設備投資。而目前，日本的上市公司中近50%的企業無明顯借貸。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脆弱性的最大來源是其對進口能源的依賴。所有進口原材料的成本都是以美元計價的，日元貶值將導致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至少會部分抵消弱勢日元對出口競爭力的提升。日本財務省的資料顯示，儘管今年1～6月，日本的出口額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4.2%，為33,9574億日元，但由於日元在外幣匯率市場持續貶值，導致液化天然氣和原油的進口額在換算為日元後不斷上漲，因此日本貿易收支呈現48,438億日元的赤字。這是自1979年統計以來，半年內赤字金額最高的一次。
安倍將自己的首要目標設為戰勝長達15年的通縮緊縮。日本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在6月終於迎來了一年來的首次上漲。0.4%的幅度也是五年內最大的一次。但其主要原因還是電費和汽油價格上漲。「這種由成本帶動的通脹不應被視為特別正面的。」瑞穗綜合研究所資深經濟分析師山本康雄稱，市場人士「對通脹穩定回升的前景持懷疑態度」。
「人們廣泛認為日本困於通貨緊縮，但下行的商品價格背後是國際經濟供應結構的急劇改變。過去，少數領先的工業國家在一些產業具有壟斷的地位，比如家用電器和汽車行業。但隨著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這些商品的價格無可避免地下滑了。我們不可能期待量化寬鬆能夠推動急劇競爭環境下的製造業價格攀升，比如液晶電視。」立教大學教授內山高志在接受《朝日新聞》的採訪時說。
92.61兆日元的公共投資的議案引發了更大的爭議。在日本大選中，自民黨和民主黨都紛紛批評對方的政策是「撒錢」政策——執行財政政策時完全不顧財政的支付能力。在06月份的G8峰會上，安倍被德國首相默克爾問及「如何解決高達日本國內生產總值237.9%的債務」。其實日本的債務雖高，但風險遠小於歐美一些國家。因為日本國債的95%都由國內金融機構和個人投資者所持有，且具有長期持有的傾向。即便日本政府出現債務違約，遭到外部投機做空的可能性也很小，不會引發地區性連鎖反應。這是安倍敢於一擲千金的原因。
但這種「撒錢」的效果有多大？日本經濟評論家池田信夫在《失去的20年》一書中評論說：「財政支出的效果基本上限於支出當年。雖然它有助於促使經濟恢復，但是並不能改善經濟狀況本身。民間消費和投資才是維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所在。」
「安倍財政政策很顯然是一個短期措施，它的長期戰略還沒有確定。大體上說，這些新的開支計畫都是在延續自民黨一貫的公共專案政策，其中的大多數並不富有成效。當然這也是選前拉票的好辦法。」派翠克說。
在池田信夫看來，日本面對的並不是依靠通脹和財政投入能夠解決的週期性經濟停滯，這種經濟停滯勢必是長期的，因為日本沒能及時趕上20世紀80年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1982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分拆可以看成80年代資訊革命的起點。從此競爭被引入通信業、網路和手機帶來了美國經濟的復甦。80年代還是電腦業的轉捩點。1981年IBM打開了個人電腦時代的大門，逐漸形成了以微軟和英特爾為中心的新的行業規則。「而在這個時候，日本卻在固守‘第五代電腦’這種重厚長大型的技術。日本電信電話公社雖然民營化了，但是它的壟斷地位過於強大，通信設備都是‘NTT系列’，屬於地方規格，不便與世界市場聯繫。這種‘加拉帕戈斯技術’（指的是在一個孤立的環境或是市場下尋求最優化後和外界處於隔絕不同的狀態。該詞誕生是因為日本、韓國的手機市場採取和世界其他市場不一樣的標準）鎖國的結果就是在日本有很多‘IT大承包商’沒被市場淘汰，產業結構仍然是製造業主導型。」
「產業結構本身發生了這麼大規模的變化，很難通過企業自身的努力來彌補這些缺陷。日本企業的傳統優勢領域，如汽車或是家電領域，技術優勢得不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在電腦領域，日本企業全部加起來還不到世界市場的1%；而在通信設備領域，日本所占比例幾乎為零。」
2005年日本資本收支盈餘（113,817億日元）首次超越貿易收支盈餘（103,348億日元），說明日本已從原來的「貿易立國」向「貿易投資立國」轉變，海外投資比率高於國內投資比率的結構正在形成。貿易收支盈餘部分要麼用於對外直接投資，要麼被用來購買歐美各國債券，而沒能使其充分發揮擴大本國公共投資、中小企業收益和個人消費的作用。
而在製造業領域，不難理解，日本企業原有那種國內零部件製造、製成品組裝、出口的垂直一體化生產結構模式正在被核心關鍵部件出口、國外組裝、逆向進口所取代，由分佈在亞洲各地的日本企業進行加工組裝，或就地銷售，或出口歐美，或逆向進口日本。
日本的海外投資已經構成了「第二個日本」。在2008年，日本海外製造業企業的銷售額相當於日本出口額的62.61%，日本海外企業的銷售額與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相當。儘管這些都成為日本潛藏的經濟實力，但這種「產業空心化」，大大降低了貿易對本國經濟的拉動效應。電腦、家電、積體電路等產品日益依賴進口，汽車和電子零部件製造的國外轉移以及逆向進口的增加，壓縮了國內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而製造業轉移到海外，還造成國內崗位的減少，沒有工作的勞動者只有轉向流通等服務業。結果就是簡單體力勞動者的工資下降和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
日本社會更直接的關切是政府是否能應付老齡化帶來的結構性壓力。日本共同社駐北京分社副社長松岡誠告訴我們，在「3·11」大地震發生後，他到日本東北震區採訪，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當地缺乏青壯年工作力，直接導致震後重建的速度很慢。
在「二戰」後的經濟騰飛中，日本企業形成了在以終身制和年功序列工資制為代表的雇傭體制。日本《勞動基準法》規定：「如果沒有客觀合理或者得到社會普遍認可的理由，不得解雇員工，否則將視為濫用權力，解雇無效。」如今造成的現實是許多銀髮族沒有退出就業大軍，年輕人則難以找到正式的就業機會。20世紀90年代末，日本企業為了削減成本，開始通過雇用臨時和兼職工作人員來提高競爭力。2007年，非正式員工占到勞動者總數的34%，其中20～24歲的年輕人占到了一半。而一旦年輕人沒有能夠在職業競爭的最初階段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就基本喪失了正規職業訓練的機會，很難再有機遇成為正式員工。他們薪資水準低，不能享受企業福利，當然也不能保證終身都享有工作機會，自然在消費上也必須相當謹慎。日本近年來出現了年輕人結婚年齡大幅度推後的局面，經濟問題是不可忽視的因素，而這又加劇了老齡化問題的惡化。
現如今占日本總人口24%的65歲以上的老年人大都是依靠養老金生活。儘管安倍以物價上漲促進經濟發展，以經濟發展促進收入增長的想法很美好，但對這些老年人來說，這只會提高他們的生活成本。那時，安倍經濟學還能在民眾中保持如今的熱度嗎？
現在，沒人知道安倍是否真的會，以及將如何運用自己的第三支箭推動更為深層、複雜的結構性改革。自民黨前幹事長加藤紘一告訴我們，日本經濟雖然表現不佳，但也遠未到達危機邊緣。政治家們往往並沒有決心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打破舊的利益關係，進行實質性的改革。如果安倍有這樣的決心，他的第一和第二支箭能夠保持多久的民意支持率、是否幫助他推動更為艱難的改革？在派翠克看來，一切都未有定數。
修憲爭論
勝選後的安倍晉三曾說：「沒有強大的經濟，就很難健全財政基礎、推動安全保障和外交。」如其所言，安倍上臺至今，經濟政策一直是重中之重，但這遠非安倍的興趣所在。據日本《東洋經濟》統計，安倍從去年12月26日上臺至今年06月14日，在單獨會面次數最多的10名官員中，只有經濟大臣甘利明（排第七、會面38次）和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排第十、會面27次）算得上是經濟閣僚，其餘八名則是內閣官房、外務、安保防衛等領域的負責官員，由此也可見安倍真正關心的事務是什麼。
安倍上臺後，關乎重整軍備的修憲和行使集體自衛權成了他最具爭議也是最受關注的政治議題。但值得注意的是，修憲並非安倍所創，而且似乎已經成為日本政壇的共識目標。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稱為戰後日本保守政治的一個「分水嶺」。在「富國」目標實現後，以中曾根康弘上臺執政為轉折，「新保守主義」開始追求日本的「大國化」，其中的內容一直就是修改憲法。中曾根在其《新的保守理論》一書中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與立場：「日本憲法的制定過程，即使從手續上看，也可以發現瑕疵。……在美軍佔領時期，法律是如果沒有麥克亞瑟司令部的許可，不僅通不過，連提交給國會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誰表示不滿意，就會受到被清洗的間接威脅。現行憲法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制定出來的。……過於弱小的軍備，反而可能會成為誘發衝突的原因......在國際社會，最不負責任的態度，一是軍國主義，另一個是‘非武裝中立主義’。後者是懶漢的理論，是一種不懂得自己職責的想法。」
但在那時，日本民眾並不希望改變現狀，在政治上「求穩怕亂」的心理格外突出。調查顯示，1983年87%的日本民眾對生活總體滿意，63%的人反對防衛費突破國內生產總值1%的原則。
1992年初，《讀賣新聞》社組織了「憲法問題調查會」，經過兩年調查，於1994年發表了「憲法改正試案」，對《日本國憲法》各條提出了詳細具體的修正案。其中對第九條第一款「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和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加以保留，而第二款「為達到前專案的，不保持陸海空及其他戰鬥力，不承認國家之交戰權」被刪除，企圖為自衛隊的合法性提供法律基礎。而前首相中曾根則撰文呼籲：「要‘迎接新時代挑戰’，實現‘第三次開國’，重新研究憲法等行動是日本遲早要面對的議題，應該儘快在內閣中設立憲法調查委員會。」
1997年5月，由參眾兩院300多名國會議員組成的「推進設立憲法調查委員會議員聯盟」（後來改名為「促進憲法調查議員聯盟」）成立。兩年後，在小淵惠三任期內，日本國會經過激烈的辯論，通過了《國會法》的修改，決定在國會兩院設立「憲法調查會」。
2000年01月，日本國會眾、參兩院都設立了「憲法調查會」，當時決定是用五年時間進行修憲方面的調查，再用五年完成修憲。從那時起，有關修憲的爭論就成為日本國會論戰的主要議題，但爭論焦點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修憲和護憲之爭，而是自民黨與民主黨爭奪修憲主導權和話語權，以及如何修改憲法內容的爭論。2002年《讀賣新聞》以724位國會議員為物件進行的調查顯示，對修憲持贊成意見的占70%，其中55%的議員更明確表示有必要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日本的民意在當時也已經發生了改變。修憲支持率不斷提高。在安倍2007年上臺前，民調中支持修憲的比例一度高達61%。
但對歷屆日本政府來說，拋開外部因素，修改憲法依然是極為複雜的法律過程。首先是根據日本《憲法》第96條規定，修改日本憲法首先需要日本國會眾參兩院2／3以上議員的贊成，並在此基礎上由國會發動公投議案並且獲得半數以上的國民的贊成方可實施。
修憲的第二道門檻就是要制定完善一系列規定憲法修改的程式性法律。由於日本沒有具體法律規定可以對修憲進行全民公決，為此執政黨必須先通過公投法案，建立相關法律程式。2007年05月，日本參議院通過與修改憲法程式有關的《國民投票法》，為從法律程式上解決修改憲法問題邁出實質性的一步。它利用對憲法的解釋，實際降低了修改憲法的門檻：現行憲法規定，修改憲法必須獲得半數以上投票者的贊成，但沒有具體說明是投票人數的半數還是有效票的半數，而《國民投票法》規定，在全民公決中，只要贊成票超過有效票數一半以上就行。而且，這一投票法沒有設置一項低於一定投票率公決不正確限制性規定。
在跨過這兩道門檻後，新憲法草案才能付諸全民公決。
由於各黨派在修憲主動權上的爭奪，第一道門檻——獲得日本國會眾參兩院2／3以上議員的贊成就是一個不小的難題。在參議院，自民黨和公明黨的席位剛剛過半。對此，安倍早就主張對憲法96條先做修改，放寬修憲提案條件，將發動公投的國會條件降低至半數以上的議員贊成。
自05月以來，日本社會頻繁舉行各種反對修憲的集會及遊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活動並不都是反對修憲內容本身，而只是針對修憲過程的程序正義問題。日本的憲法學者05月23日成立了以反對修改《憲法》96條為訴求的「憲法96條會」，成員不僅有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口陽一等「護憲派」，還包括主張修改《憲法》第九條的「修憲派」人士，是一次超越分歧的大團結。該會主張是，一旦放寬修憲條件，只要同意修憲的力量成為多數就有修憲的可能，這等於破壞了以限制權利為核心訴求的立憲主義。成員之一的早稻田大學教授水島朝穗說：「玩遊戲的人去修改遊戲規則，這是歪門邪道。我希望阻止國會議員魯莽行事。」
美國因素
雖然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家權力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專案的，不保留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但以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為契機，根據麥克亞瑟的指令及同年08月的政令，日本設立了警察預備隊，隨後發展為1952年的保安隊、海上警備隊，1954年的陸上自衛隊。自衛隊成立時，日本政府聲稱《憲法》第九條承認作為獨立國的日本具有自衛權，之後，這一見解以不超過「必要最小限度實力」的「自衛力」並不相當於戰鬥力的形式被模式化和繼承下來。為了「自衛」必要最小限度的概念是極其相對的概念，也就留下了被隨意解釋的空間。現在，憲法解釋上尚非「軍隊」的自衛隊已經擁有27.5萬人，日本的軍費開支已占世界第二位，但日本政府對此的說明是不保持對他國構成威脅的攻擊武器，不擁有核武器、航空母艦、彈道導彈、巡航導彈等戰略性進攻武器以及域外戰力投射能力，也不具備完善的、可獨立進行大規模海外軍事行動的能力。
憲法也沒有賦予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權利。1960年時，內閣法務辦公室在憲法解釋中禁止了集體自衛權。因為這會盡可能小地減少日本捲入「冷戰」軍事鬥爭的可能性，使日本專注於發展經濟。1983年02月，當時日本內閣法制局長官角田禮次郎在國會聽證時明確表示，如果想行使集體自衛權，只能修改憲法。而權宜之計是，先修改此前的憲法解釋，以後再謀求修改憲法本身。
美國是日本「和平憲法」的實際制定者。安倍多次拋出修憲主張後，歐巴馬並沒有對此明確表態。一些媒體將此描述為美國對日本修憲動向的不滿。但事實並非這樣簡單。
1951年兩國簽署《美日安保條約》，結成同盟關係前，美國政策設計委員會曾提出一份「關於對日和約問題的備忘錄」。從美國遠東戰略利益出發提出了三個排列組合：一個真正友好的日本與一個有名無實的敵對的中國，美國會感到相當安全，它不會帶來很大的危害；一個有名無實的友好的中國與一個真正敵對的日本，其危害已為太平洋戰爭所證明；如果是一個敵對的中國和一個敵對的日本，事情就會更糟糕。
這一分析暗含了美國兩方面考慮——美國將日本作為盟友，一方面是出於美國東亞戰略的考慮，另一方面也有著對日本再度成為敵對國家的擔心。通過政策的轉換使日本發展成為自己的「夥伴」，則可以達到二者兼顧的效果。其中暗含的意義是：只要日本還在美國的控制範圍內，美國十分樂於見到日本擴充軍事實力，協助美國完成戰略目標。早在1953年，當時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森甚至明確表示，美國一手促成的日本「和平憲法」是個「錯誤」。
但在過去20年裡，美日聯盟關係的每一次調整都具有同一個特點：日本自衛隊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大，活動的範圍也相應地越來越廣。
1996年4月，美日共同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1997年9月，兩國公佈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標》。日本的戰時對美支援方式已經從過去的「間接支援方式」轉為現在的「直接支援方式」。這意味著同盟的安全合作關係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轉型：由原來的「美國負責進攻，日本在本土範圍內負責防守並充當美軍的後勤保障基地」轉向「日軍在日本以外的地區也充當美軍後盾」。日本自衛隊將向美軍提供多達40項的援助，包括：美軍使用日本自衛隊及民間設施；提供武器彈藥以外的補給；運輸人員、武器、燃料等；維修美軍船艦、飛機和車輛以及進行醫療、警備和通信合作等。這暗示著美軍介入亞太地區衝突時，日本自衛隊將以後勤支援的方式與美軍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廣大地區實施聯合作戰，當美軍根據日方提供的情報確定攻擊目標並實施打擊時，日本實際上就等於捲入了衝突。這其實也為日本的海外軍事行動掃清了障礙。
有學者指出，從美國方面看，「冷戰」後日美同盟關係的再定義之採取《聯合宣言》和《新日美防衛合作指標》的方法，而未採用修改「新日美安保條約」並觸及日本憲法修改的方式進行，應該說與美國對日本「大國化」前景的擔心不無關系。1995年02月，美國國防部根據約瑟夫‧奈的研究發表了名為《東亞、太平洋區域美國安全保障戰略》的報告。報告雖然認為日本必須發揮更大的防務作用，但依然強調駐日美軍要發揮使亞洲勢力均衡的作用——即一種「安定化的裝置」。
美國對日政策一直隨著地緣政治的變化而改變。在小布希任上，美國的戰略優先是反恐，但並沒有減少對東亞局勢的關注。在2005年左右，美國有關專家估計，在布希總統第二屆任期內，美國也難以實現從伊拉克撤軍。這必然使美國在東亞等地區的力量捉襟見肘。而這段時期，正是中國力量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東亞多邊合作發展的關鍵時期。2005年02月16日，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戈斯公然宣稱：「北京的軍事現代化和軍事力量的集結可能會打破臺灣海峽軍事力量的平衡。中國軍事能力的增強對該地區的美國軍隊構成威脅。」為此，美國更加積極地要求日本在東亞地區擴大軍事作用，甚至不惜提出修憲問題。
當時，日本正在謀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時任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對日本自民黨國會對策委員長中川秀直表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必須為謀求國際社會的利益而在軍事力量方面做出貢獻。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難以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時任國防部長鮑威爾說得更明白：「對於日本《憲法》第九條對日本國民來說是多麼重要這一點可以理解。但是，日本要想履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義務，就必須根據上述觀點來考慮修改《憲法》第九條。」
而對於日本來說，美國的要求正好符合了日本自身的戰略渴望。在「9·11」事件後，小泉政府改變了對未來世界秩序曾抱有的多極或相對平等的期待，認為「國際關係正向著以美國為中心的方向調整」。而日本則需要在適應並利用美國的基礎上謀取日本最大利益。「9·11」之後，小泉政府抓住了國際反恐鬥爭的契機，僅用了兩個月就成功推動日本國會通過了《反恐怖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這三個法案的通過，意味著日本能在戰時向海外派遣自衛隊；日本派兵的領域從太平洋擴至印度洋；日本自衛隊在武器使用方面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而且自衛隊可以向任何「可疑船隻」射擊。此後，小泉政府又推動通過了《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以及《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根據這些新法案，在必要時，自衛隊可以自行決定海外派兵對付「周邊事態」。一些觀察家認為，這事實上已經推翻了憲法的「不戰條款」。
今天的安倍面對的實際是一個日美利益更為契合的局面。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五味睦佳在2012年第四期日本《軍事研究》月刊撰文稱：“日本的能源資源基本上是依靠海外進口，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對我國的生存與發展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我國的原油進口90%依賴中東，而來自中東的原油基本上都是通過麻六甲海峽進入南海通道。如果台灣被吞併，我國的安全必將受到重大威脅。此外，如果台灣被吞併，那麼不僅中國在南海海域的影響力就將驟然提高，而且該海域最終將被變成中國的內海，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力還將波及整個印度支那。這樣一來，我國多年來在東南亞地區精心構築的經濟基礎就將下沉，在當地的經濟活動就將受到限制，最終將不得不撤離東南亞。”而從軍事地緣政治角度看，“如果中國吞併了台灣並把台灣作為潛艇基地，那麼潛艇一出海就可以進入深水區，從而可以獲得極大的行動自由。 ……中國的海洋戰鬥力就將如決堤的洪水一樣湧入太平洋，必將給日本和美國帶來重大威脅”。
基於這樣的判斷，他主張，日本要有效地推進海洋戰略，就必須有效地遏制中國軍力，參與美國的“空海一體戰”辦公室（ASBO），制定“空海一體戰”構想。這一構想不僅是承擔對日本的防衛，還包括保衛台灣、確保南海的航行自由和保護海上通道等內容。因此，日本必須盡快解決行使集體自衛權問題。目前的最佳途徑，是通過修改“政府解釋”的方式來實現行使集體自衛權。應變“專守防衛”為戰略防守。
也是在去年，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和約瑟夫‧奈撰寫了一份名為《美日同盟》的新報告，在報告中強調：「日本需要加強自身防衛和與美國一道進行不可預見的地區防衛的能力。最迫切的挑戰是中國對東海和南海的主張。」報告中再次談到了日本的法律約束，「但諷刺的是，在一些涉及日本利益的重要問題上，我們的力量受到了集體自衛權問題的阻撓。政策的改變並不應當尋求建立一個統一指揮、在軍事上更具有侵略性的日本，或者說改變日本的「和平憲法」。但對集體自衛權的限制是對聯盟的阻礙」。
但是，日本的追求不可能永遠和美國合拍。今年02月28日，在東京的國會議事堂內，安倍晉三作「施政方針演說」。日本《週刊現代》前副主編近藤大介坐在國會議事堂二樓的記者席上。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安倍在演說中連呼七次「日本要成為世界第一」。每一次，台下的自民黨議員們都會高聲歡呼並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是美國所樂見的嗎？
目前，美國是否會默許安倍晉三的修憲計畫依然不明朗。今年初，安倍訪美時向歐巴馬提出了修憲問題，但歐巴馬的關切點在於日本是否願意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沒有對修憲做出反應。「美國是否同意日本修改憲法，取決於日本修改憲法的目的是什麼。」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辰己由紀告訴本刊。
「美國對日本的看法包含兩個重要方面。一方面美國要借助日本來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美國要防範日本在未來有可能給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大國關係、戰略利益以及美國自身的安全利益帶來負面影響。」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副院長劉江永這樣解釋歐巴馬的謹慎，「這主要是指，美國雖然通過日本和中國及其他國家間的矛盾從中漁利，但美國絕不希望由於日本過度挑釁鄰國，甚至引起擦槍走火和軍事衝突，把美國捲入其中，讓美國為日本付出流血代價，甚至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美國對日本在國際上的態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美日兩國貿易摩擦非常尖銳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曾經敦促日本增強軍事力量，修改憲法，幫助美國在世界上承擔更多的所謂安全責任。但是最近幾年來，伴隨日本政治右傾化的發展，日本右翼勢力不僅美化侵略歷史，而且和美國的歷史觀、戰爭觀和價值觀也發生了政治摩擦。在朝鮮半島局勢緊張，朝鮮進行核子試驗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右翼勢力也公然表示要研究核武裝問題。這些都碰到了美國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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