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中國：美國的兩個大麻煩

來源:華爾街日報
日期:2012/05/30 07:39

面對日益強勢的中國﹐美國開始向印度敞開懷抱。

和美國一樣﹐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一個開放的、多元化的社會。華盛頓的軍事決策者不像對中美沖突那樣擔心和印度的戰爭。服務業發達的印度經濟也不像中國的製造業巨人一樣對美國構成挑戰。

簡言之﹐對擔心來自中國長期威脅的美國決策者來說﹐印度看起來是一種有用的制衡力量。

別急著下結論──這是新書《中國和印度的戰略行為》（Chinese and Indian Strategic Behavior）的觀點。該書作者為某國際能源公司駐中國首席代表吉爾博伊（George Gilboy）和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高級政治科學家赫金博瑟姆（Eric Heginbotham）﹐該書認為﹐認為印度處於華盛頓決策圈內的樂觀看法可能只是種幻想﹐這種看法更多地源於美國對中國的不安全感﹐而非基於對印度實打實的評估。兩位作者認為﹐如果不再通過中國這面棱鏡看印度﹐那麼情況就會大相徑庭。在從貿易投資到伊朗及武器擴散的很多對華盛頓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印度的看法與中國驚人的相似。



該書的一大要點是：印度不僅不是對中國的“制衡力”﹐它的崛起對華盛頓可能還意味著“雙重麻煩”。《華爾街日報》中國主編班安祖（Andrew Browne）近期與兩位作者進行了訪談。以下是編輯後的訪談摘錄：

《華爾街日報》：是什麼促使你們寫這本書的？

吉爾博伊：寫這本書的初衷是想瞭解中國和印度力量的崛起對美國的利益意味著什麼。人們總是有這麼一種印象：中國正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挑戰者和潛在敵人﹐印度正成為一個天然同盟。這種看法有待調查研究﹐一個方法就是問有關這兩個國家的同樣的問題。

赫金博瑟姆：如果你只是問“中國何以是挑戰者？”和“印度能幫上什麼忙？”﹐那麼就不可能瞭解到這兩個國家的另一面。我們的真正目的是以結構化的方式提出同樣的問題﹐並對實際行為的經驗數據進行研究。

《華爾街日報》：那結論是什麼呢？

赫金博瑟姆：我們的主要結論是﹐這兩個國家的崛起對我們可能意味著雙重麻煩。兩國都會對美國構成挑戰。與此同時﹐在很多不同的問題上我們都將能夠與兩國合作。這是一種更為複雜的局面──比我們以為普遍公認的局面要微妙得多。

吉爾博伊：中國和印度都有可能針對爭議地區提出領土和領海要求﹐他們也都有可能在國際爭端中使用武力﹐他們的軍力在GDP中的比重也基本相當。兩國都有突出的領土和政治爭端﹐不僅隱藏在領土問題中﹐還隱藏在國家合法性和國家認同的問題當中：中國的台灣問題﹐印度的克什米爾問題。所以兩國的問題都很難解決。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兩國都在聯合國及其他安全機構爭取將一個議題列入議事議程﹐即國家主權的嚴格解釋以及對不干預他國事務原則的保護。這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印度在從利比亞到敘利亞到伊朗的所有問題上都是這樣一個不情不願的盟友。印度也堅定地認為西方不應對這些國家進行軍事干預。

赫金博瑟姆：對主權的嚴格解釋不是一個學術問題──它有實實在在的後果。我們看了聯合國的投票記錄﹐發現印度和中國對伊朗、蘇丹、緬甸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的看法有著高度的趨同性。在這些對美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中國和印度的立場十分接近。

《華爾街日報》：那你們怎麼看“民主國家是更好的合作伙伴”這種說法？

赫金博瑟姆：顯然這取決於看問題的角度﹐但現實主義對國際關係的看法是﹐國家追求各自的利益﹐這與它們是否是民主國家無關。在冷戰期間﹐民主的印度經常與蘇聯結盟﹐而中國時常跟美國合作以制衡蘇聯。

吉爾博伊：在國際關係文獻中﹐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打仗。但問題在於﹐有些決策者似乎將這種“民主國家不會起內訌”的說法進行了衍伸﹐變成了即便民主制度迥異﹐地區和戰略形勢有著巨大差異﹐民主國家也會以同樣的方式看待世界。這是一個應該仔細考量的問題﹐真的是這樣嗎？

《華爾街日報》：你們如何看待印度和中國的軍事政策？

吉爾博伊：和大多數現代軍隊一樣﹐他們都強調防衛。但中國有一個高度集權化的單一機構──中央軍委──負責管理軍事政策和對中國軍事戰略政策賦予強大的戰略凝聚力。印度則更多元化。印度文職政府對軍隊有著很強的控制力﹐但軍隊本身會追求併發展他們自己的軍事學說和自己的現代化要務。

《華爾街日報》：中國和印度存在鬧不和的危險嗎？

赫金博瑟姆：在安全方面存在一種對抗情緒。在印度感受要強烈得多﹐但這種情緒也正在中國滋生。有人認為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緊張會牽制中國從而使美國受益﹐但對抗也會有消極影響。在核武器和導彈領域﹐我們看到印度正在向前沖﹐現在兩國都在說要發展多彈頭（MIRVS）。兩國在導彈防御方面至少都有研發。核問題對兩國來說都越來越重要。目前世界還沒出現多邊的核動態﹐也沒有看到在多邊基礎上解決核問題的必要性。在這方面的對立有可能會嚴重影響美國戰略核武器控制的努力。

吉爾博伊：中國是一個力量強得多的軍事大國﹔中國經濟規模是印度的四倍左右。兩國存在一個難以解決的邊境爭端。他們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看法也存在分歧﹐特別是在印度洋。但總的來說﹐中國和印度都希望互相保持良好關係﹐而且我認為﹐兩國都很清楚他們有著一些共同的重要訴求。其中包括在國際機構和組織贏得更大的影響力﹐以及在弱化美國過強的力量方面獲得共識。

《華爾街日報》：貿易和投資方面呢？

吉爾博伊：美國和中國的貿易規模是和印度貿易的十倍﹐儘管美印貿易正在迅速增長。這表明存在更大的共同利益。當我們研究這些國家存在的貿易爭端類型時﹐我們發現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儘管中國的貿易規模是印度的四到五倍﹐但兩國卻在WTO面臨著相同數量的貿易投訴﹐投訴類型也差不多：市場準入和傾銷案。兩國的知識產權損失與其經濟規模基本成正比。在直接投資方面﹐如果查看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調查﹐你會發現兩國都有嚴重的問題﹐比如在合約執行方面。兩國國內都有嚴重的腐敗問題。在合約執行和腐敗問題上﹐中國排得比印度略微靠前。所以讓我們好好想想﹐如果我們在兩個國家面臨相似的挑戰﹐隨著美國與印度關係的加深﹐也許這些問題的嚴重程度也會加深。這就又回到了前述的雙重麻煩的問題了。

我們研究了各國與流氓政權的對外投資和能源投資。結果發現﹐在我們能確認的那些所謂的流氓政權──伊朗、蘇丹、敘利亞、緬甸、古巴──都有印度公司和中國人。這是類似於國家主導投資的模式﹐國有企業以國家外交和部長級訪問為後盾進行訪問﹐直接或間接地仰仗國家融資。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麼真正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