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一凡
日期:2011/12
2011年以來，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越演越烈。美國標準普爾評級公司給美國的長期國債降級，歐元區一些成員的債務頻頻受到市場的質疑，希臘、西班牙、義大利的國債利息率不斷上升，也遭到美國評級公司的降級。但與此同時，美歐日等國的大型跨國企業卻沒受什麼影響，它們不缺流動現金，危機中甚至收益頗豐。西方國家的政府財政與大型跨國公司的財務間為何會出現這種強烈的反差呢？其實，這一切都是經濟全球化造成的。由西方國家政府推動的全球化給西方的制度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使西方的經濟、政治制度陷入了深重的危機。這可能是那些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所始料不及的。
一、經濟全球化的特點
從上世紀80年代以後開始的這場經濟全球化經歷了幾個階段，有幾個明顯的特點：
1．美歐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開始放鬆管制，讓市場更多地起調節經濟的作用。解除金融管制是整個新自由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步驟。新自由主義鼓吹讓民族國家服從于企業家對經濟自由的要求，反對政府對市場的任何管制，主張公共服務普遍私有化，減少公共和社會開支。市場的權利在經濟效率的名義下被神聖化，而信奉新自由主義教條的西方國家政府開始清除那些市場上的種種行政或政治障礙，以給追求個人利潤最大化的資本所有者提供方便，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變成一種理性的行為模式。
在新自由主義盛行時，西方經濟學也呈現一邊倒現象。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統治了經濟學界，它們將金融業地位的攀升及其高利潤的回報歸結為4項政策：（1）持續的解除經濟管制；（2）依賴於負債的兼併、收購及杠杆收購；（3）投機的經濟效用；（4）衍生工具對市場的有益促進作用。華爾街開始錄用大量的數學、物理、化學專業的畢業生，用大量的數學模型來處理金融專業人員都看不太懂的金融衍生產品，美其名日這些模型可以成為金融衍生產品可靠的基本風險管理工具。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及歐洲的股票市場由大量的並購、重組及杠杆收購活動所推動，市場行情不斷上升，吸引越來越多的私人投資者加入進來。
同時，政府也開始減少企業稅賦，鼓勵投資，鼓勵金融創新，等等。這場由政府發動的運動，很快會變成由大型跨國企業推動的一場運動。
2．在發達國家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開始轉變發展戰略，某種程度上促成了經濟全球化。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的發展學說也認為發展中國家要真正走上經濟發展之路，必須打破工業化國家在工業製成品方面的壟斷，改造發展中國家一直為工業化國家提供廉價原材料的模式。於是，"進口替代"成為大多數後發國家的發展戰略。具體地說，政府出面扶植一些國有領頭企業，生產進口急需的製成品，逐步擺脫對工業化國家製成品的依賴。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歐美國家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進口替代戰略也不再受到鼓勵。相反，西方國家不斷批評發展中國家實行的進口替代戰略，認為這種戰略需要政府用高關稅扶植"幼稚產業"，而這又造成了"尋租"等腐敗行為，最終浪費了公共財政的開支，養活了一批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與此同時，歐美國家還說服發展中國家採用引進外國企業，鼓勵出口的增長模式。亞洲的"四小龍"就被認為是以出口帶動增長，實現產業升級並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典型。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加入了國際勞動分工的新格局。中國參與國際市場，導致了全球化的迅速發展。
3．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鼓吹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全面開放金融市場，全面推行私有化。這些措施後來被總結為"華盛頓共識"。金融自由化造成資本流動加快，亞洲及拉美許多國家因為開放市場吸引了大量外來資本，但它們無法控制資本的使用，外來資本製造出一起又一起泡沫。隨著泡沫的破裂，亞洲及拉美國家在90年代先後陷入了金融危機。為了給這些陷入危機的國家提供救援貸款，代表美歐國家利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了許多條件，要求這些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把一些國家資產私有化，賣給美歐企業。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原東方集團的國家採取了"休克療法"，將大批國有企業私有化，引進西方資本，更加快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
4．美歐等發展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客觀上起到了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美國為了抑制通貨膨脹，不斷提高利率，結果銀行業收益明顯提高。這引起了外國資本大量流入美國，並推動美元升值。當時的總統雷根非常歡迎這種趨勢，並在國情咨文中宣稱美國將成為"全球資本投資的樂園"。但這一切都伴隨著對製造業的嚴重打擊，製造業日益凋敝。美元升值，美國企業到其他地方投資就會佔便宜，美國企業便把一部分生產轉移到亞洲國家，企業外包（即把生產部分包給其他企業，自己只負責最後組裝或銷售）成為大趨勢。
直到1985年雷根政府不得不與西歐及日本商量對策，最後在紐約的廣場飯店達成了"廣場協定"，美元貶值、日元升值。廣場協定後，美元長期貶值造成了美國製造業的復蘇，東亞其他國家與地區的通貨與美元掛鉤也間接受益。日元升值造成日本製造業的衰退，日本製造業轉而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並擴大海外投資，東南亞一些國家吸收了日本企業的投資，亞洲經濟增長世界矚目。
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生產，使西方國家企業利潤大增；金融自由化使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籌資更加容易，降低了融資成本，企業擴張更快。在這一過程中，跨國公司成為最大的贏家。
二、表面繁榮掩蓋下的勞動收益下降
隨著美國企業生產的轉移，美國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分配差距拉大。而美國政府的政策又放大了這種差距。
1．美國勞工談判的能力下降。美國企業向發達國家轉移生產，使發達國家國內的勞資談判向資方嚴重傾斜。當勞工方提出提高工資的要求時，資方總是會拿出轉移生產相威脅。勞工方失去了談判的籌碼後，美國勞動力平均工資多年停滯。
事實上，按通貨膨脹調整後的美國工資，普通美國人的工資收入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並沒有提高，有些行業反而有所退步。到2000年12月，美國企業中小時實際工資的平均水準仍沒有超過1968年9月的工資水準，比1979年的最高點低5％。中產階級家庭的收入在1989－1995年間也有少許下降。直到1998年，其收入水準才剛剛比1989年的收入水準高4％，比1979年的收入水準高8％。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財富分配更令人咂舌。從1990－1992年間，占總人口20％的上層人群占財產淨值總額的百分比從59.6％上升到62.9％，而80％底層人口所占的比例則相應下降。1999年，美國的貧困率水準仍高於1979年的水準。
2．美國政府的政策擴大了社會貧富差距。從雷根政府開始，美國政府依照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提供的理由，從政策上不斷給富人減稅。根據這種理論，減稅後富人會更傾向於消費和投資，會刺激生產，創造就業，最終政府也能從更快的經濟增長中得到更多的稅收。
然而，為了保持一定程度的預算平衡，從雷根政府起，美國不斷削減社會福利專案，以減少政府赤字。當社會出現抗議浪潮時，雷根政府又不惜動用軍隊來代替工人，以打擊和瓦解工會。結果，隨著製造業的萎縮，工會勢力不斷下降，美國貧富差距的程度急劇上升。
在製造業投資越來越難以獲利時，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資本開始大量轉向服務業。服務業沒有工會組織，容易得到資本的青睞，因此非製造部門迅速擴張。批發和零售商業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最有活力的部門。美國新聞界的解釋是，這兩個部門由於大量使用了電腦、互聯網等新技術，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美國新聞報導不太提的是，這兩個行業的勞動成本在很長時間內一直保持在極低的水準。1993年，一線生產工人和非管理工人的實際工資（不包括津貼）仍然比1973年的戰後最高水準低17％。在這個起點上，1993－1999年，批發和零售商業部門憑藉投資的高增長率達到了稅率增長的頂峰，並相應提高了利潤率水準（批發商業利潤率提高了50％，零售商業則提高了33％）。
3．美國的貨幣政策促使金融泡沫不斷騰起又破裂。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產品價格低廉，壓低了通貨膨脹率。美歐等國家的央行下調利率，進一步刺激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市場的繁榮進一步推動了消費增長，繁榮掩蓋了不斷增長的債務。金融市場的繁榮表現為一波一波的泡沫出現與破裂。
美國的稅法規定，對資本收益的徵稅率要低於對股息紅利的徵稅率，而且它允許公司完全註銷利息支付。美國公司充分利用了法律上的這種規定。從1994年到1998年，非金融公司回購股票的年價值翻了3倍；從1997年到2000年，非金融公司回購股票的年價值總額達到了2202億、2995億、2613億和2464億美元。公司購買股票的做法符合公司高管們的利益，因為隨著股價的上漲，他們所持有的企業優先股也跟著增值；技術公司裡的一些高級雇員們也很高興，因為他們也分得了一些優先股。
由於美聯儲提供了寬鬆的信用供給環境，非金融公司的金融活動滋生蔓延。這些公司不僅回購自己的股票，還購買其他公司的股票。不斷增值的股票增加了企業的帳面資產，反過來又擴大了企業的貸款能力。這樣金融泡沫便擁有了自我膨脹的力量。
當金融泡沫騰起時，各種投資機構紛紛允諾更高的投資回報率，人們往往就忽視了投資的風險。而且，投資機構弄出的投資組合又那麼複雜，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就在這種"非理性的狂熱"中，隱藏了各種金融欺詐。危機爆發後，美國揭露出了各種金融欺詐案，赫赫有名的就有納斯達克股市前總裁麥道夫及斯坦福的巨額詐騙案。
當股市面值不斷上漲時，美國政府從股市上得到的稅收也不斷增長，以至於1998年，克林頓政府甚至實現了政府預算的盈餘。但與此同時，私營經濟部門的赤字--代表家庭和公司使用貸款來支付消費的程度－－的增加幅度卻要更大些。在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私營部門的收支盈餘一直占GDP的5％左右，但到2000年，該部門的收支狀況發生了逆轉，赤字占了GDP的6qo，也就是說，10年內，該部門的消費借貸上升了11個百分點。可以說，從那時起，美國經濟增長對私人負債規模的依賴不斷擴大。
當2001年資訊技術泡沫破裂後，美國一度陷入了衰退。但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數次猛降利率後，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再度騰起。銀行開始給那些沒有購買力的人也貸款，讓他們買房。這些保險係數不高的貸款被稱為"次級貸款"，因為風險高而被銀行打包當作金融資產賣到市場上去。格林斯潘當時非常推崇"次貸"，把它稱為重要的金融創新。
三、政策失靈與政治合法性危機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美國經濟表面看似乎很繁榮，但美國社會的嚴重分配不均給這種繁榮埋下了垮臺的種子。當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美國就面臨著政策失靈與政治合法性受到質疑的雙重危機。
1．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上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銀行與金融機構把盈利的寶押在了私人債務不斷增長上，用各種方法讓個人借錢消費，再把個人債務打成包，讓各種債務摻在一起，最後再通過市場賣給其他機構。這種債務交易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後美國債務市場上的主要交易，並被戴上了"金融創新"的桂冠。
銀行的創新就是擴大債務，它們的債務花樣翻新，相對於它們擁有的可支配現金來說不斷增加。控股公司的創新就是想出辦法來增發更多的債券和優先股，用收回來的現金再去購買其他公司的股票。20世紀80年代後興起的企業兼併潮更是典型的金融創新。當有些企業收益不好、股票賣不動時，金融公司就把它們包裝成高風險、高回報的垃圾債券，放風說有些大公司要收購它們。投資者們聞風而動，賭的就是這些企業未來會被人以更高的價格買走。
然而，2006年至2007年，當美聯儲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貨膨脹時，那些借了次級抵押貸款購買房屋的人就一下子落人了債務陷阱。當美聯儲提高基礎利率後，這些次貸的利率迅速上升，許多收入不高的購房者當然就還不起貸款了。違約--收回抵押品，這種房產在銀行與客戶之間的換手導致了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隨即房地產這種抵押品價值大幅縮水。銀行與其他信貸機構的壞賬疊出，這些公司的股票又大幅下降，公司的流動性短缺，但在市場上再也借不到可以周轉的資金了。於是，惜貸導致了全面的經濟衰退。
2．政府的債務危機引發了政治與經濟危機。金融機構的大量壞賬需要政府出面彌補，一方面美國財政部拿出了幾千億美元救急；另一方面美聯儲出面，用定量寬鬆的說法，增發上萬億美元的新貨幣，把銀行系統中的壞賬置換到了政府手中。這一切救了美國的銀行，但卻使政府的負擔節節攀升。同時，這種作法也引起了美國社會的極大反彈。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家庭所獲得的80%的金融資產收益，以及幾乎全部的"私人收支赤字"，都發生在最富有的階層內部，而且主要是金融業人士。因此，當危機爆發後，美國輿論指責金融界的聲音很大。然而，靠政府的救濟，金融界不但沒受什麼損失，有些機構還乘機發了財。於是，美國政府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質疑。從2011年9月中旬以來，"佔領華爾街"的群眾運動從紐約擴大到華盛頓，再擴大到其他城市，充分表現出美國民眾對政府政策的不滿。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傳統的共和、民主兩黨政治開始走極端化路線，遇到政府提案時，議會堅決反對。政府決策的效率下降，兩黨政治僵持不下，美國經濟走出危機的前景因政治因素而顯得遙遙無期。
3．美國經濟復蘇乏力，財政負擔會越來越重，債務便成了定時炸彈。美國仍未走出衰退的陰影，失業率仍居高不下，投資率沒多少增長。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的公共開支對維持經濟增長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根據兩黨達成的協議，政府卻要被迫大幅削減開支，未來美國經濟不會快速恢復。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現在討論美國經濟是否符合經濟學定義上的衰退（即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已經沒有意義，美國經濟已經陷入了一種高失業、低增長困境，而由此造成的財政收入減少和債務不斷增長卻會成為常態。
4．雖然削減政府開支也涉及軍事開支的減少，但削減最多的屬社會福利開支。這滿足了一些右翼共和黨人的要求，但卻使社會不公平更加明顯。奧巴馬政府雖然提出要恢復對富人徵稅，但能不能在國會通過仍是個懸念。另外，2011年奧巴馬政府與國會達成的提高債務上限的談判，是以未來窮人享受的社會福利會下降，特別是老年人的養老金及福利會縮減為前提的。在危機中削減社會福利會加劇民眾的社會不公感，會引發社會動盪，英國發生的事情很有可能在美國重演，這會引起經濟的損失、投資的下降及經濟的衰退。
5．統計證明，社會中最大的消費群體其實不是富人，而是中產階級。美國的中產階級在金融危機中已經受到重大挫傷，而未來如果他們的社會福利一再降低，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會進一步下降。美國經濟的動力主要來自消費，如果未來消費持續疲軟，美國經濟則很難找到新的增長點。如果經濟緩慢恢復，通貨膨脹壓力逐漸加大，美國政府財政收入能力再持續下降，剩下的只有擴大債務來維持政府運行。但在已經非常大的債務基礎上繼續擴大債務，這種做法會越來越遭到外國投資者的懷疑。
6．美聯儲搞了兩次量化寬鬆政策，但第二次的效果要明顯弱於第一次，而且從美國投資的情況來看，大量增加流動性並未促使投資大增。這不由得使人想到英國經濟學凱恩斯當年的假設，即流動性陷阱的道理。由於名義利率不可能為負，因此當利率已經降到最低時，刺激經濟的功能就沒有了。由於流動性偏好，人們在衰退時仍然喜歡握住現金，不會馬上投資，所以當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時，貨幣政策是失效的。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流動性陷阱應該有新的解釋。那就是，當美歐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不好時，這些國家中央銀行釋放出的大量流動性沒有流向本國的投資市場，因為這些國家的企業並不看好本國市場。統計證明，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並沒有隨著貨幣政策的放鬆而擴大，而是流向了新興市場，加重了新興市場的通貨膨脹壓力。
四、全球化發展的前途坎坷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是財富的重新分配，美歐等發達國家的企業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為它們獲得的利潤最大，而大企業的高管們更是受益匪淺。但是，企業在向海外擴張的同時，美歐等國內卻出現了產業空洞化，"非工業化"等趨勢，就業形勢嚴峻。隨著金融危機的深化，美歐等國政府調控主權債務的能力下降，未來社會與政治危機可能會迭加。
1．美歐跨國企業的利潤和經營日益與本國經濟脫鉤。美歐雖然陷入了債務危機，經濟復蘇前景暗淡，但美歐的大型跨國企業日子卻不難過。事實上，從2008年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企業的利潤增長得很快。2011年第1季度，美國企業總體年化淨利潤為1.45萬億美元，成為歷史上利潤最高的一個季度。2010年時，企業淨利潤已經從2008年的歷史低點1.05萬億美元增加到1.41萬億，漲幅為34.29％。
其實，美國企業的收益這麼好，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美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特別是在新興市場的投資。以美國對華投資為例，2008年，美國企業對華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33％，遠高於它們在其他市場的投資。歐洲一些企業的利潤增長也來自新興市場，特別是來自中國。像大眾奧迪公司的利潤1／3來自中國市場，超過德國本土市場五成。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美歐企業的海外贏利均超過了國內。以美國為例，2007年，美國企業海外贏利8840億美元，超過了國內贏利的7140億美元。到2008年，美國企業海外贏利9563億，國內贏利5320億美元，海外贏利已是國內贏利的1.8倍。從1999年至2008年，美國企業海外贏利的年增長速度為18％，2008年美國企業海外贏利9563億，相比1999年的1819億增長了5倍多。
美歐等國大型跨國企業的投資與利潤都發生在海外，由於產地的原因，稅收也向海外政府傾斜。這就造成了本國資本市場與本國經濟進一步脫鉤。股市反映的是企業的經營業績，業績好的企業股票價格就上揚。如果上揚的企業股票占多，市場氣氛就會造成股票整體上揚。但美歐企業的業績主要來自海外，所以當美歐本身經濟不景氣時，企業的業績沒有太受影響，所以美歐股市的表現要好于美歐整體經濟層面的表現。
2．缺少國際合作的意願，美歐國家濫發鈔票似成主流，通貨膨脹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與社會動盪會成為美歐國家下一階段的主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20國集團曾協調政策，防止經濟衰退。但面對未來的債務危機，G20在協調各成員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上可能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
許多國家都意識到，因為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佔有某種霸權地位，使得美國在對付危機的過程中可以把部分負擔轉嫁到其他債權國頭上。因此，它們希望美國能負起責任，執行更加負責的貨幣政策。但美國卻認為，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經濟失衡，而為了恢復平衡，新興經濟體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特別是貿易順差大國中國，不僅應該讓人民幣加快升值，而且應該擴大進口。其實，從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擴大的進口已成為許多國家經濟回升的重要引擎。但中國不可能像美國希望的那樣去處理人民幣的匯率及資本市場的開放節奏，因此在這些問題上不可能迅速達成意見一致。
歐洲大陸國家呼籲要對跨境的金融活動徵稅，這是美國經濟學家托賓很久以前提出的一種假設，認為它可能會遏制短期金融投機行為，但不會影響長期投資。但美英等國根本不會同意，因為國際金融活動是它們經濟的主要成分，也是利潤與稅收的主要來源。如果實行"托賓稅"嚇跑了國際投資者，倫敦和紐約這兩個國際金融中心會是最大的受害者。
如果未來世界主要經濟體間達不成國際合作，世界各大經濟體很有可能各自為政。美國有可能通過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來解決債務問題，第三輪量化寬鬆似乎呼之欲出。其實，歷史上各國政府都曾借助於通貨膨脹來解決主權債務問題，特別是國際體系中的霸權貨幣擁有國很容易借此來擺脫債務困境。英國如此，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也靠此法解決相對西歐及日本積累的大量債務。當西歐國家抱怨美元貶值給它們帶來的問題時，尼克森政府的財政部長康納利卻回答了一句歷史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是你們的問題"。因此，未來美國會大印鈔票，借此來擺脫債務困境肯定是趨勢。歐元區一些成員國的債務受到金融投機的壓力很大，加大了它們違約的幾率。於是市場上這些債券的收益率不斷攀升，加大了這些經濟體的籌資成本，經濟衰退迫在眉睫。為了緩解壓力，歐洲央行開始購買問題國家債券。雖然市場在歐洲央行的干預下暫時穩定，但這種行為與美聯儲的行為一樣，也屬"印鈔票"的行為。
日元的升值壓力巨大，日本政府已經表示要採取一切手段來防止日元進一步升值。看來，僅通過財政部出售日元來壓低日元匯率解決不了問題，最終日本央行也會通過"印鈔票"來壓低日元匯率。
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如果都採取印鈔票的方法來度日，全球經濟某種程度上重現上世紀70年代的高通脹、低增長就顯得可能性大增。在這種背景下，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發達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的合法性受到質疑；意識形態的缺失（民主加市場邏輯的破產）；各國中反對政府的力量在上升，但反對派中分歧巨大，形不成未來世界的主流。低增長、高通脹、高失業率、低效的政治體制、燥動不安的社會群體，這些現象可能成為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
3．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中發展迅速，但也面臨許多挑戰。要防止落入陷阱，必須在未來的發展中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繼續提高經濟的整體能力。隨著工資成本的上漲和勞動力供給的下降，中國經濟要保持吸引力，必須提高各部門的配合能力，提高勞動力的技能。只要中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就可以保持它的競爭力。（2）趁美歐等發達國家還在口頭上堅持自由貿易及投資自由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繼續推動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在國際舞臺上爭取話語權。我們應鼓勵大型跨國公司把更多的研發項目也轉移到中國進行，進一步擴大它們在中國市場上的份額，同時也加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實力。（3）要保持穩步改革金融體系，逐步開放資本市場，絕不能讓國際投機資本隨意進出中國市場。同時，人民幣國際化要有步驟地進行，不能為了"國際化"而放棄遮罩投機資本的防火牆。（4）在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要注意防範投資國的政治風險和國際市場上的價格風險，還要建立自己的銷售網路，創造自己的品牌，儘量擴大利潤鏈條上的增值部分。
全球化的發展使發達國家陷入了兩難選擇：不支持就無法受益於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的勢頭；但進一步參與會使窮政府富企業的格局更難改變。中國受益於全球化，但要避免新的陷阱，比如因過多投資發達國家主權債務而被拖累，既丟失了貨幣主權又損失了財富。只要中國堅持並完善自己的制度，不盲目追隨，中國經濟勢必在危機後得到更大更快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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