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圖的密友詹姆斯·穆勒終其一生保持著對經濟學的強烈興趣。儘管詹姆斯·穆勒花了很多時間去發展李嘉圖的觀點，但他對經濟理論與問題的研究也自有一套。他曾經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實際問題，那就是要尋求限制人口出生數量的方法——他認為在食物供應有限的條件下，這個問題是一個主要的威脅。
在詹姆斯的九個孩子中，有一個名叫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出生於1802年。穆勒在很小的時候就顯露出超常的智力，而且詹姆斯認為他這時已經可以接受正規的教育。就在這個小男孩剛滿三歲的時候，詹姆斯便開始教他學習希臘語和算術。他在八歲的時候學習拉丁語，隨後不久開始學習幾何、代數、化學和物理。他12歲的時候開始學習邏輯學，一年之後，他被引領到政治經濟學領域，詹姆斯認為這是最難的學科。詹姆斯給他講授經濟學的一種方式就是帶著他散步（就像詹姆斯和李嘉圖一起散步那樣）。詹姆斯在路上給自己的兒子講授了經濟學各個方面的問題——主要還是李嘉圖曾經描述過的那些東西。每天上午，穆勒必須交出一份完整的書面報告，報告的內容是他父親前一天所講過的東西。這些報告後來成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的草稿，該書在1819年出版。這本書是經過非常努力思考得出的出色成果，其作者穆勒寫作這些內容時年僅13歲。
就在該書出版之後，詹姆斯認為自己的工作已經完成，他兒子已經做好了進入社會的準備。這個17歲的男孩加入了東印度公司，這讓他有了極好的機會去洞察私營商業與公共事務，而且，他在空餘時間可以進行寫作與學習。20歲的時候，他已經發表了七篇有關經濟學、政治學與法學的重要論文，並且編著了一本有關哲學的書籍。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對經濟理論的最大貢獻是他在23歲及24歲時所寫的內容，這些東西直到多年以後才得以出版，題目是《政治經濟學若干未決問題》，其中有一篇論文分析了薩伊定律。穆勒聲稱，在簡單的物物交換經濟中，薩伊概念中的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是可行的，但是當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時，結論就不是必然成立的，因為人們可以把銷售收入儲存起來，所以供給並不總是創造等量的需求。普遍信心的改變能夠引發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不平衡。
為什麼繁榮會走向完全脫軌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又發表了許多有關經濟學的論文。1826年，他寫了一篇題為《紙幣與商業困境》的論文，在文中介紹了“競爭性投資”的概念。他的看法涉及由於技術發明可能造成市場突然擴大的問題。對於擴大的市場“餡餅”，商人們可能過高地估計了自己正常情況下能夠得到的份額：每一個期盼自己走在全部競爭對手之前的商人，會向市場提供他認為市場起飛時自己所能獲得的最大份額；這沒有反映出其他對手的供給，而其他人的行為也像他這樣，並且他們都沒有預估到價格的下跌，而一旦增加的供給進入市場，就一定會發生價格下跌。這樣一來，短缺很快就演變成了過剩。在這種情況下，對某種物品的需求暫時過多可能很快就會演變成相反的一面：供給暫時過剩。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還介紹了“職業交易商”和“投機者”之間的差別，前者的行為是建立在長期經濟分析的基礎之上，而後者的行為基礎則是對短期價格走向的分析：那些試圖觀察未來供給與需求信號的少數人，一旦預估到價格會大幅上漲，就會大量買進。這種購買行為會立刻造成價格的明顯上漲，結果反過來誘惑許多只是關注市場即時變化的人也去購買，這些購買者期望價格仍然會有更大的上漲空間。
這就意味著一個惡性循環，它很容易解釋為什麼繁榮會走向完全脫軌，就像密西西比計畫與南海公司的泡沫那樣。而且就在穆勒的書出版10多年之後，類似的災難再一次降臨了。
1837年危機
發生在1837年的危機成了說明穆勒經濟理論的一個絕佳例證，就好像人們想要驗證一下他的經濟理論似的，當然，實際上並沒有人真的想要那樣做。在這個故事中，我們需要介紹五位傑出的美國人，他們在這場大戲中分別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安德魯‧傑克遜，在1828～1836年期間擔任美國總統，是個極端不信任紙幣的人。
馬丁‧范布倫，接替傑克遜擔任美國總統（1836～1840年）。
尼古拉斯‧比德爾，擔任第二合眾國銀行總裁，任職到1836年。他是個極有天賦的人，但不是傑克遜總統的朋友。
菲力浦‧霍恩，一位投資者，在1837年之前相當富有，之後則變成了窮人。
詹姆斯·戈登·貝內特，《先驅報》的編輯，散文寫得極好。
現在大戲開場了。安德魯‧傑克遜是這場大戲中的第一位總統，他是一位有著獨裁傾向的輝煌政治家，固守原則而且脾氣很壞。然而，他還曾經是1812年的戰爭中一位叱吒風雲的將軍，他所領導的軍隊在新奧爾良擊敗了英軍，這場勝利也為他踏上政治舞臺奠定了基礎。在政治舞臺上，他的第一場鬥爭則是反對中央銀行，也就是所謂的“第二合眾國銀行”。
這家銀行的領導者是天才人物尼古拉斯‧比德爾，他13歲的時候就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了學位。這兩位先生相互憎恨，彼此攻擊，但是當傑克遜成為美國總統的時候，比德爾變得更加憂心忡忡。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可以說明這一點。傑克遜任命了荷蘭人馬丁‧范布倫擔任副總統，並且告訴他：“那家銀行正在設法置我於死地，但我會先幹掉它！”後來，比德爾的銀行就被關閉了。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安德魯‧傑克遜為什麼不喜歡比德爾和他的銀行呢？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喜歡紙幣。在他看來，紙幣是不真實的，而且造成了投機與各種各樣的歪曲。就此而言，他確實擊中了要害。看一下流通中的貨幣總量吧：1832年僅有5900萬美元，到1836年已經瘋長到了1.40億美元——僅僅四年的時間竟然大幅上漲了137%。這是一個非常嚇人的數字，而當你透過表像深究實情的時候會更加憂慮。大量的流動性是由那些新開業的銀行創造出來的，可是這些銀行的資本儲備少得可憐，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是，所有這些錢流到了哪裡呢？投資新興產業了嗎？這些錢並沒有投資到新興產業，其中的大部分都流進房地產業用於投機了。在此之前，美國有中央銀行，而現在，它已經被拿掉了。
拋售、破產、恐慌
我們這場大戲中的第三位人物就是富有的投機者菲力浦‧霍恩先生。這位紳士般的投機者生活在紐約，他之所以成為我們關注的人物，不僅因為他成了那場危機的犧牲品，還因為他留下的日記至今依然保存著。那就讓我們翻開他的日記，看看他在1836年03月12日的心境：紐約所有東西的價格都高得離譜。下一年的房租已經上漲了50%。我為了那一大筆錢而賣掉了房子，這是真的，但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住。離市政廳兩英里左右的許多房子都漲到了8000或10,000美元。就連第11區那些朝向東河的房子，兩三年前才賣2000或3000美元，如今也漲到了4000或5000美元。
他有理由發出這樣的悲歎。房地產價格的快速飛漲並不限於紐約一個地方；芝加哥的土地價值也已經從1833年的15.6萬美元漲到了1836年的不低於1000萬美元——三年之內令人難以置信地暴漲了6400%。試想一下，暴漲6400%，僅僅在三年之內！
由此可見，傑克遜總統完全有理由在07月簽署法令，規定大多數購買土地的交易必須採用黃金或白銀支付。禁止用紙幣進行房地產投機！這時，他還要處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政府的財政盈餘正在增加，當然，這個問題會讓人覺得稍微愉快一些。傑克遜提議通過削減關稅來恢復預算平衡，但國會表決的結果是把財政盈餘分配給各個州。這樣做意味著什麼呢？根據國會的這項決議，從1837年1月2日開始，其每隔三個月就要從紐約的主要銀行提取900萬美元，並把這些錢分配到各個州。誠然，紐約的主要銀行很厭惡這樣的做法。
與此同時，我們的朋友霍恩先生則想方設法在百老匯與大鐘斯街的轉角處新買了一塊地，花了15萬美元。雖然這一點都不便宜，但他還能買得起。拿到土地後，他就開始在那塊地上蓋一座新房子，然後，自己便去了一趟歐洲。
或許本就不該他發財。當他從歐洲回來的時候，發現城市的氣氛完全改變了，當然不是變得更熱烈。以下摘自他11月12日的日記：艱難歲月。貨幣緊縮的壓力已經有一段時日了，現在情況還在繼續變糟，我已經深受其害。股價已經跌得太多……房屋價格以及其他東西的價格雖然名目上沒有下跌得太多，但基本上沒有了交易，現在已經沒有人還有錢買得起這些東西了，而且也沒有人還願意要那些不能換成現金的債券與抵押品了……這些還是發生在政府資金分配計畫之前，但也已經夠嚴重的了。
1837年1月2日，美國財政部從紐約的主要銀行提取了900萬美元。沒過幾天，恐慌與一系列的破產事件就發生了，街上也發生了騷亂。房地產市場進入了一個被迫拋售的惡性怪圈，大量銀行破產了，其他許多行業也是如此。3月4日，霍恩先生在日記中非常悲哀地寫道：這是我的家族歷史上黑暗而悲慘的一天。布朗與霍恩公司今天停止支付款項，並且召開了一個債權人會議。我的大兒子把我給他的資本全部賠光了，我也被牽扯進去，為他們背負了一大筆款項，想起來真叫人膽戰心驚。
當這一切正在發生的時候，美國又完成了一次總統選舉，人們開始期望新當選的總統馬丁‧范布倫會改變對待票據信用的態度，然而，這種期望很快就被擊得粉碎。傑克遜總統在他的告別演說中強調：“總之，我們不能依靠那些創造紙幣的公司來保持流通媒介在數量上的統一。”
然而，馬丁‧范布倫在他的就職演說中根本就沒有提到這個話題。他對正在釀成的金融危機沒有提到隻言片語，連一個字都沒提到！
現在，房地產根本賣不出去，除非打很低很低的折扣，而股票市場從1月到2月一直在急劇下挫。詹姆斯·戈登·貝內特，這位《先驅報》的編輯，以他的方式在1837年03月的一篇社論中這樣寫道：美國從來沒有處於現在這樣的危險境況。我們現在被商業恐慌包圍著，這場恐慌正在發出巨大的威脅，它要破壞我們社會的一切事務——要毀滅我們的整個國家，要把大片地區變成廢墟，要把我們一半的銀行機構從地面上抹掉，要點燃那些最浮躁的熱情，並且製造突變，最終讓我們的國家停滯不前。
這聽起來有些絕望，但那時人們的情緒的確如此。必須有人能夠採取行動，於是，霍恩和他的朋友們想了一個主意，便去和前中央銀行總裁比德爾先生聯絡。比德爾來了，並召開了一個協調會議，提出了一些建議與意見。隨後，貨幣便從各個地方冒了出來，人們看到了一絲希望的曙光。
貝內特又寫了一篇新的社論：尼古拉斯‧比德爾是金融業的拿破崙。他抵得上兩個亨利·克萊，兩個半丹尼爾·韋伯斯特，更抵得上八個馬丁·范布倫。儘管我們這位金融業的拿破崙曾經是個令人生畏的人，但他如今不再經營中央銀行了，也不能去印紙幣。他沒有說服總統改變既定的路線。政府在4月1日仍然從紐約的主要銀行裡提取了另外900萬美元的款項，於是，恐慌進一步蔓延開來。一些主要銀行在5月初開始營業，到5月10日便宣佈銀行假期，以便給金融業一點喘息的機會。但是，這個銀行假期並沒有起多大作用。隨著泡沫的破裂，大量的破產還在繼續，美國西北部的失業率已經超過了20%。芝加哥的一塊土地在1836年曾經賣到11萬美元，如今持續下跌，到1840年只要花100美元就能夠買到。由於地價的下跌，那些購買了大片土地並將其分成更小的地塊囤積起來的投機者開始認識到再也沒有後續的購買者了。最後，他們把那些分成小塊的土地又集中起來，轉成了農業用地，這樣他們至少還能種點東西，有一點收入。
到了1842年，也就是危機發生五年之後，全美國大部分地方的房地產價格最終跌到了谷底。
同時期的倫敦
就在美國發生所有這一切的時候，我們英國的天才經濟學家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正在他的東印度公司辦公室裡繼續努力工作著。1845年，他決定把一條條思路整理成一本著作，並將其命名為《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中的若干應用》。他對這個主題已經思考了多年，當決定要寫出來的時候，他的寫作速度創了一項紀錄。他完成這本長達971頁的著作僅僅用了18個月，其中的材料都有詳細的考證，還有很多新奇的分析。在這本書中，他把貨幣流通速度——坎蒂隆的老概念與一般增長及投機聯繫起來，這在國際上成為了經典。
對於穆勒來說，1848年是很有意義的一年，因為他的書出版了，而對於其他幾位傑出的紳士來說，這一年也是很有意義的一年。例如，有一位奧弗斯通勳爵，是當時英格蘭最成功的一位銀行家，他的思維非常清晰，他認為經濟危機是一種有著自身內在動力的重複發生的現象。有一天，他和《經濟學人》雜誌的主編沃爾特‧巴奇霍特進行了一次談話，後來，巴奇霍特引用奧弗斯通的話來描述繁榮—蕭條週期的不同階段：靜止，增長，信心，興旺，激奮，發展過快，震盪，壓力，停滯，再次進入靜止而告終。
如果說桑頓差一點創造了最早的經濟週期理論，那麼可以公平地說，奧弗斯通差一點最早給出了經濟週期的定義。但是，他是個實幹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一直在關心英格蘭銀行遏止嚴重的銀行危機與恐慌的能力。作為一位經驗豐富的銀行家，他密切跟蹤市場動態並盡力預報存在的危險。1845年的秋天，他開始覺得局面正在變化，於是坐下來給好友G·W·諾曼寫了一封信，談到了這一點。奧弗斯通並不認為危機即將發生，但是，有一些早期的預警信號則是確切無疑的。“我們現在還沒有危機……”他這樣寫道，“……僅有一些輕微的前兆跡象，就在我們的腳下。”他是對的：1847年，危機發生了——距離上一次危機正好整整10年。
中央銀行如何增加貨幣供給
到19世紀中期，人們瞭解到中央銀行有三種創造貨幣的重要途徑：購買債券（並支付貨幣）。這樣做有一種直接效應（注入貨幣）和一種間接效應（債券價格上漲，所以利率會下降，這將鼓勵更多的私人借貸）。
降低中央銀行對私營銀行的貸款利率（貼現率）。這將鼓勵各銀行從中央銀行貸款，從而使各銀行能夠增加向私人放貸。
降低私營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減少存款準備金可以使私營銀行增加放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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