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華爾街運動—至此它是一場運動--是1968年起義以來在美國發生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1968年起義的後繼或延續。
為什麼它爆發於此時此刻的美國，而不是三天、三個月、三年之前或之後，我們對此永遠不能確定。條件已經具備了：不斷增長的經濟劇痛，不僅對那些赤貧人口如此，對越來越多的窮忙族（又稱“中產階級”）也是如此；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華爾街”）令人難以置信的囂張（剝削、貪婪）；世界各地怒火爆發的榜樣（“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憤青，智利的學生，威斯康辛州的工會，以及一長串其它事件）。究竟是哪個火花點燃了大火拼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它開始了。
在第一階段即頭幾天，參加運動是屈指可數的蠻幹者，大多是年輕人，他們試圖舉行示威。媒體對他們完全視而不見。隨後一些愚蠢的警官以為動用一點暴力就能結束示威。他們讓人攝了影，攝影在YouTube上像病毒一樣瘋傳。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第二階段--公開性。媒體再也不能完全無視示威者了。因此，媒體試圖屈尊俯就。這些愚蠢無知的青年（和幾個老年婦女）懂什麼經濟啊？他們有任何積極的方案嗎？他們“受過專業訓練”嗎？我們被告知說，示威遊行很快就會消退。媒體和權勢沒想到的是（他們似乎永遠學不會），抗議的主題得到了廣泛共鳴並迅速擴展。在一個又一個城市，類似的“佔領”開始了。50來歲的失業者開始加入。社會名流加入。工會也加入進來，甚至包括大名鼎鼎的勞聯產聯（AFL-CIO）主席。美國之外的媒體此時開始跟進報導這些事件。當問及他們想要什麼的時候，示威者回答說：“正義。”這讓越來越多的人聽起來像是一個有意義的答案。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第三階段--合法性。有一定名望的學者開始提出，攻擊“華爾街”具有某些正當性。突然間，中間派尊崇的主流之聲《紐約時報》10月08日發表了一篇社論，他們說，示威者確實有“一個明確的資訊和具體的政策處方”，而這場運動也“不只是年輕人的起義。”
《泰晤士報》說：“極端不平等是一種失效經濟的標誌，這種經濟受金融產業支配，其動力既來自生產性投資，同樣也來自投機、欺詐和政府的支援。”對《泰晤士報》而言可謂言辭激烈。
而隨後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開始散發一份請願書，要求該黨支援者宣佈：“我站在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一邊。”
運動已變得可敬了。而危險也隨之出現—第四階段。一場不斷擴散的重大抗議運動通常面臨兩大威脅。一是在街頭出現相當可觀的右翼反示威活動組織。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這位強硬派（並且相當精明的）共和黨國會領導人已經事實上發出了這種呼籲。這些反示威活動有可能相當兇猛。佔領華爾街運動需要對此有所準備，並思考它打算如何處理或遏制之。
但第二個並且是更大的威脅來自運動的成功本身。由於它引來了更多的支援，它在活躍的示威者當中就增加了觀點的多樣性。這裡的問題是—也始終是，如何既避免成為斯庫拉（Scylla），即一個嚴密的異教團體，由於其基礎過於狹小而最終遭遇失敗，又要避免成為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即由於其過於寬泛而不再具有政治內聚力。如何避免兩個極端沒有簡單的公式可言。這是困難的。
至於將來，運動有可能不斷壯大。它或許能做成兩件事：一是迫使政府採取實際行動進行短期的結構調整，以便最大限度地減輕人們眼下明顯感受的劇痛，二是在美國很大一部分民眾如何思考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的現實方面帶來長期轉化，以及帶來重大地緣政治的轉化，由於我們生活在一個多極化世界上，這一轉化正在發生。
即使佔領華爾街運動由於疲憊或鎮壓而開始消退，它也已經成功了，並將留下一份持久的遺產，就像1968年的起義一樣。美國必將發生改變，並且朝著積極的方向改變。俗話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體系，一個新的、更好的美國，是一項需要幾代人不斷努力完成的任務。但另一個世界的確是可能的（儘管並非必然）。我們能夠有所作為。佔領華爾街正在作為，而且是很大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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