煩人的債務

來源:華爾街日報
日期:2011/02/18 08:40

廣州市自由職業者刁綺萍為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十年一事”征文撰稿

“我在香港，25號回去就把錢打給你”。1月20日，吳小姐這樣回復我，是在談該支付給我的貨款。去年底趕出這批貨後，我一直沒有收到錢。工人要回家過年，我只好先四處借錢把工資和獎金結算了，年前還要把老李的錢還了。欠債不過年，這是中國人的古訓。

25日，沒有動靜。26日，我只好再去催：“我是借錢發的工資，你教我怎麼辦？”吳小姐反嗆道：“我收不到款，哪來錢給你？上回那批貨現在還沒出完呢……客戶要求套裝配上裙子，才好賣。你還得做，出了貨才有錢給你。”我和吳小姐幾乎吵起來：“你那個收貨的小妹，瞞著你，吃掉了我50套，跑了，又怎麼說？”氣呼呼的我掛掉了電話。

我與吳小姐已經有近10年的生意交往了。兩年前，升了職的公務員丈夫另覓新歡後，她獨自撫養11歲的女兒。一個女人在生意場上打拼，的確也不容易。她要是手頭寬裕，也不至於如此。再一次被債務困擾的我，頭又痛起來了。

2000年初，移居加拿大的港商跑掉我45萬元貨款後，我的生意就垮了。加上在賭場上輸掉10萬元的丈夫的打擊，我幾乎一蹶不振。2001年，只得在一家機關找份編外文員的工作，聊以糊口。一年後，作了老板的吳小姐，給了我一批手工外包活，由此，我開始承接多家工廠的手工外包訂單。利潤雖然不到10%，但由於外單不絕，還是能找到大把幹活的人。到2006年，我花掉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30萬元，盤下了一家沒注冊的毛織廠，加上借來的15萬元和合伙人的30萬元投資，周轉了我的生產線。

紛至沓來的外貿訂單和大量閑散務工人員，催生了我這類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它們大都“冒險”經營，為40%-50%的工人辦暫住証，可以躲進地頭上的保護傘。一頓飯，再加上兩三千元的紅包就能逃稅。為了與同行競爭，由貨款不足就開工，發展成了先出貨、後收款的近乎自殺式的經營方式。

35歲的金先生，來自韓國，獨自在市區租了一間辦公室。間或為20余家服飾廠下訂單，然後銷往國外。而年近40歲的王女士，則把我這裡的毛織品銷往北方和俄羅斯。頭一年，還算過得去，我差不多有了40萬的盈利。然而，接踵而來的一切卻完全打破了常規。

“這批貨客戶不要了，我一點辦法都沒有”，王女士打完這聲招呼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是2007年8月份的事情。當時，我看著那批價值30萬元的壓倉貨，有說不出的窩囊。禍不單行，到12月份，拿走了價值40萬元毛衣的金先生，也一去不回。

我一下亂了手腳。春節欠薪也發生了，2008年的春節真是忐忑不安，訂單突減，市場萎縮得非常快，先是歐美大客戶遲遲不肯下單；跟著，就是我最大的客戶取消了每年40萬件毛衣的訂購計劃。

欠薪和不斷擴大的債務逼著我困獸猶鬥，大單我是不敢接了，在做了幾批小單後，職業的敏感讓我意識到大環境已不允許我再做了。2008年4月，我決定關閉工廠。此後，東莞迅速蔓延開來的倒閉潮，真讓我倒吸了一口涼氣。

清算和私下裡的變賣已在進行了。債務是如此無法面對，我變賣了我的房產，又向親友借了一筆錢，結清債務的我，真的是一貧如洗。

城中村的簡陋租所、一間擁有30來名散工的作坊，就是我的現在。吳小姐變成了我的客戶，我依然面臨煩人的債務。如今，我每每走入這個繁榮從未間斷的國家，常常沉入一種莫名的迷惘──這一切“奇跡”究竟是怎麼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