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方向與遊戲規則

西方在近代有相對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和實踐，導出一系列相對成熟的理念。作為卡爾波普的學生，索羅斯的思維仍是西方發散式的從一到無限。這點對研究其反射與邊緣兩種模型有指導意義，其邊緣模型明顯具有理論缺失。

索氏所生存的文化環境影響並最終決定了其思維方式，反射是他對自己實踐的初步總結，邊緣模型則是這次總結的衍生物。正是這個衍生物成為索氏後來的大規模操作指南。

在邊緣模型中，這個世界是一個多米諾骨牌排列，其特色之一是正確抽牌，可在攫取利吳文豔益的同時避免體系的瓦解。模型的另一特色是認定市場有遏止或促使事件發生的特性，借助邊緣模型則能將時間導向某一方向。

討論歷史上索氏邊緣模型成型的幾次重大行動，打擊英鎊的成功源於英國開放的環境和傳統而保守的經濟行為（逃避），這是邊緣的第一次大規模運用。戰果是令人震驚的。當時日本處於極度繁榮末期，深諳反射之繁榮與崩解序列的索氏，很自然地將目標轉向日本。

西方在近代有相對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和實踐，導出一系列相對成熟的理念。作為卡爾波普的學生，索羅斯的思維仍是西方發散式的從一到無限。這點對研究其反射與邊緣兩種模型有指導意義，其邊緣模型明顯具有理論缺失。

索氏所生存的文化環境影響並最終決定了其思維方式，反射是他對自己實踐的初步總結，邊緣模型則是這次總結的衍生物。正是這個衍生物成為索氏後來的大規模操作指南。

在邊緣模型中，這個世界是一個多米諾骨牌排列，其特色之一是正確抽牌，可在攫取利益的同時避免體系的瓦解。模型的另一特色是認定市場有遏止或促使事件發生的特性，借助邊緣模型則能將時間導向某一方向。

討論歷史上索氏邊緣模型成型的幾次重大行動，打擊英鎊的成功源於英國開放的環境和傳統而保守的經濟行為（逃避），這是邊緣的第一次大規模運用。戰果是令人震驚的。當時日本處於極度繁榮末期，深諳反射之繁榮與崩解序列的索氏，很自然地將目標轉向日本。

雖索氏早在87股災中就見識到日本是如何自保，但其僅明瞭為一種極好的反射行為，，未意識到這是儒家封閉意識的流露。以西式開放思維總結的邊緣很自然地在表面上很開放，但管制上極具封閉性的日本失敗了。當時索氏尚未完全明瞭邊緣模型中頂點的意義及運用方式。

邊緣模型的運作模式為沽空（掠奪）邊緣，充實（欺騙）頂點，維繫經濟體制，手段是信用和抵押品貶值，特色是引發再評估。

卡爾波普主要著作《開放與封閉》，較成功的對東西方進行了文化意識比較。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市場理論分別是為當時兩種意識的理論依據，前者認為社會資源當由市場來分配，在本世紀的經濟奇跡中，蘇聯1925-1940的經濟奇跡，充分體現了由國家進行分配的原始積累優越性。全面管制在家底薄的非常時期確實卓有成效，但隨後即陷入管僚主義的僵化與無知。美國在本世紀初的經歷告訴我們，由市場出面使競爭引倒分配。但競爭過度極易引起體系的崩潰，造成了對社會資源的極度浪費，從而必須引進一定程度的管制。現今看來，無論開放還是封閉都各自有自己的文化與遊戲規則，他們表現為傳統與習慣。有開放總結的邊緣模型折敗與日本並非偶然。

87股災的日本極具特色，首日出現較大跌幅，次日開盤不舊，在內務省一通電話後基本收復昨日失地；隨後的電信增發事件，因內務省允許四大機構進場操作而抹殺跌幅，最終結果是在其他股市創新低的情況下，日本創新高。

多次推敲事件整個經濟過程，不難知日本如進頹敗的部分原因--管制者的無遠見，無綱領，隨意評估是其一，結果是如今四大機構僅存一矣！起管制有著深刻的民族與文化特色，這種近乎條件反射的行為最能反映一個民族的根本屬性，日本在本質上是東方的，封閉的。

日本等東亞四小龍的崛起，經濟運作軌跡很相似，相類情況在世界其他地方並未發生。因其背景文化相同，認可儒家文化在其中擔當了承接作用。

其經營公式大體可用前作之複生公式表達。

當國民經濟從某種傷害中復蘇時（如戰爭），其所能達到的最大值大致上等於人口與平均公民價值的積同評估週期的倒數。平均公民價值即平均使一個公民存活所需的資源的價值，可以用年工資來代替。評估週期取決於經濟的發展程度。該公式模型的運作必須以某種程度的科技與經濟水準為基礎。具體要求是什麼？其運作原理還不十分明瞭。在日韓台新發生的事，又一次在中國大陸發生了，此次過程的時間多久？最終狀態如何？過一些時候才有答案，但唯一可知的是其內部機理與前四者不甚同，理論上，它將由完全的封閉轉向極度的開放。

經濟過程往往展現一種美妙的平衡，歷史也是如此，經濟往往是沿著歷史的方向發展。中國被人稱為支那，支那是秦的訛音，最初的訛者是匈奴人，他們被秦漢兩代人打苦了（漢為秦弟）。西遷的一部若干年後驅逐了哥特人，西遷的哥特人則滅掉了古羅馬。歷史過程中，能量就這麼傳遞著，中間包含著若干個經濟過程。期間，大部分能量被無限延伸，然後突然間泯滅，僅有一小部分得以再傳遞，以偶然的隨意將經歷改編為歷史。

從前是什麼？將來會怎樣？我是誰？何去何從由預期和把握以及不可確定構成組合。因為從未經歷而形成盲目--失敗的反射，僅僅有了信念與勇氣還不夠，因你會走錯方向，比方說46年跟了國民黨，文革造了反......。

人的日常行為，大多順從習慣與感受，很少以意識為嚮導，因大家都錯了，於是謬誤成為標準，這在中世紀成為普遍現象。

開放的意識在西方是羅馬時代衰落而又在十五世紀興起于海濱。意識的開放是在由封閉走出後，擺脫舊我的種種嘗試，在此之前的封閉是為開放打各種基礎，使其呈現一種爆炸似的繁榮，其程度視封閉的量度而成。開放與封閉是繁榮與崩解的廣義形式，這是索氏未曾領悟的，幾千年來，唯一免于崩解的中國在真正的崩解到來前，就做好了足夠的意識與物質準備----令入侵者倒牙的幅源人口，還有極度的封閉。

至於百日維新----辛亥革命----南昌起義----新中國成立----文革都是這次開放到來前的陣痛與洗禮。

經過"這是哪里？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要幹什麼？"的掙扎，過程結果是混亂，因混亂而明悟，從而完成一段尋找與評估的歷史。就此踏上另一條路。這就是歷史的方向。

西元七世紀，日本在被唐蘇定方大敗于白玉河之後才系統地師從于華。從而引出了聖德太子和稍後的幕府制度，因為它的對華開放，反而形成了其封閉的底色。直到十六世紀，日本才有新的意向，基督教的傳入和火槍的發明引出了織田家的崛起，而後，島津家統一了九州，長宗我部統一了四國，毛利統一了中國地方，也就是說即使沒有織田的出現，日本也會最終統一，這是歷史的方向。

織田的繼任者豐臣，發動了對朝戰爭，92年、96年兩戰皆負，於是德川家最終起而代之。但兩戰使明政府財政幾乎崩潰，軍力大損，從而為農民起義與努爾哈赤的崛起創造了條件，中國就此進入了一般在科技與經濟文化上全無創意的落後中，這也是歷史的方向。

正是這個當時把中國引向封閉的方向，最終導致了今日中國的開放。

俄國是在十五世紀金帳汗國的一個附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本身在彼得改革前仍具有濃郁東方色彩，在這裏可以斷定俄羅斯在意識是東方的，但有趣的是改革使後來的俄國人行為西方化。

正是因為較好的定位才有蘇聯建國後的經濟奇跡（選擇了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發展路子），但馬克思主義本身是不完全的，畢竟它已經是一百五十年前的東西，已經不符合蘇聯經濟積累後的開放的要求，史達林死後的開放僅是曇花一現，領導者很快又陷入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解與偽信仰，從此失去了歷史機會。

之後那種從根本上分不清自己屬亞屬歐的個性成為蘇聯的瓦解內因並導致的改革失敗。中國與蘇聯經歷了相類的經濟階段，卻擁有完全不同的結果，源於中國選擇了適合自己特色的開放。因有所保留，中國政府順勢運用了內因，雖然他們不甚了之，卻自然成章；俄國人則過分為外因左右，一步到位，反而元氣大傷。

從某種意義上講，共產黨國家多是具有東方色彩的半封建國家內出現，進一步暗示了封閉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聯繫。幾乎只有共產主義國家才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式的原始積累，完成經濟的歷史積累。

馬克思主義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人性，即忽略了人本身也是資本這一特質，也忽略了人有思想這一特性。

理論的缺陷最終引發了理論的崩潰。

蘇聯等國的解體原因之一，即其封閉的內涵不能滿足經濟發展，以滿足群眾的物質生活，形成了體制的缺乏和崩潰的誘因。

而人具人性，要想達到共產主義，必須使人人一個模樣，一樣思想，一種行為，事件結果成了要消滅人，形成烏托邦。

今日的俄國須當重新完成自己的文化意識定位後才能開始另一次發展，這對我們是一種借鑒和教訓。發展決不可以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背離自己民族文化要求為代價，其後果可能是象漢族融化眾多少數民族一樣的滅族之災。開放是有原則的開放。

在對待未來的態度裏，測不准及偏頗將自我引向漂乎不定，而歷史的方向則引導事件走向終點.事件可簡述為--評估自我，評估位置，最終立志----。以歷史的方向建立作標系，能大大地提升評估的效力，由此建立對事件的有序束縛，最終切實地影響結果。

三國中的劉備手下有關張等不世之將。卻被趕得鼠竄不已，直到隆中對策，才恍然大悟。曹操比之高明處即順應了歷史的方向----天時（刺卓討卓，迎帝挾帝）；敗源於備僅有野心，並未真正立志。值得提到的是孔明為劉備定三分之策，而遂有三分；如其為之立的是統一之志，則關羽北伐時，劉備當有自出師江陵之舉，何來荊州之失，一念之差，失之千古。隆中對是一場評估，而問題的關鍵恰恰也在於評估。歷史的結果是天時勝人和。

其實邊緣模式並非索氏獨創：明朝是一個奇怪的朝代，朝臣並不被當人看待，常受杖刑的虐待。朝廷每過一、二十年就處理一大批官紳，並以種種形式網人以罪。罪人多被殺，財產充公。再被扣罪之前，這些官紳們多半象野豬般突掠於野。朱元璋是牧豬官出身，從政後把牧豬的本領應用於政----肥官掠民，然後殺官自肥，同時又示好於民（是官壞不是皇帝壞）來轉移階級矛盾，充實國庫，何樂而不為呢？這種做法可稱為牧豬法則，類似的做法，古之已有，但是有意識地操作並傳授始於元璋牧豬。這是一個典型的邊緣案例，繁榮邊緣，掠奪邊緣，充實頂點，同時又不發生崩解。

再推敲87問題股市的崩盤是由預期引發的，預期本身的關鍵既是評估，封閉與開放都是評估的內容，至於如何評估則被稱為遊戲規則。

評估的實質是高層次的欺騙，同時又不儘然。索氏出擊日元的失敗則源於未意識到87問題的實質。（1）日本已充分具有了邊緣的繁榮反射為頂點的繁榮的特性。即市值近同於G;（2）日本表現出不同於邊緣模型的封閉特色----重新制定遊戲規則。（3）日本的資本體過大。

反射僅能解決初級，小規模事件（較少路徑，較少通路），邊緣則能幫助認識較大級別複雜資本運作（多通路多回饋）事件。

經濟重複著從極度封閉趨向極度開放的過程，政治則是它的影子。未來本質上無法預測，如通過歷史的方向，可以預期一些事件的發生，評估本身即是偏頗，"市場通常趨向過渡，並且沒有能力將一切加以最佳化"，開放的過程必須引進一定的管制。

邊緣通常用於評估經濟實體狀況如何，由此提供估空（亦是一種評估）依據。奇特的是，當價值與

評估行為產生雙向的關連，繁榮便會出現，正是這種不斷的反射成為這次美股上升的理論依據。

仔細回索邊緣產生的原因，一定同巴西債務問題有莫大關係，東南亞危機可視為其對巴西事件的成功再模擬，97年索的作為說明索氏的邊緣模型又于上層樓，選擇的都是資本體遠差於日本的國家，進行了一次流水線式的外科手術。過程中充分運用了評估這一手段。

東南亞諸國普遍經濟走過一段繁榮，正處於崩解序列的某一環節，若無外因，會自然回復，且繁榮即將走過邊緣，初步具有了回饋機制，作為頂點的國民生產總值項目下有相當量的外匯儲存，但外債比嚴重失衡（有利於引發崩解和運用再評估）；習慣性聽從國際貨幣組織建議（沒有自己的遊戲規則，封閉性不能得到發揮）。

索氏歲日敗績後當沉痛思考過，總結的答案即97之段，東南亞諸國普遍外債過高並與美元勾，當匯率變化時（評估被引發時）原為頂點的本國G被高估的外債所淹沒，外債的償還使抵押品進一步貶值，導致連鎖反應，而貨幣基金組織在過程中起著維繫遊戲規則的作用，時間的結果是三十年奮鬥結果一夜被掠，被迫進一步開放，淪為新經濟殖民地。

過程可以描述為這樣，九位業戶共同擁有九塊田的一塊，同時都對某人借債十元，此時每塊地價為十二元，故理論上，債主對債務持寬鬆態度，導致收債，但若由於某種原因，迫使一業戶拍賣所有地產，形成抵押品貶值，某成交價為十元，這時就出現一種對債主的壓迫感，其債有不良跡象，導致收債。事件的結果是最終九位業戶僅有一位不負責，其餘人分別擔負惡性債務若干，原債主除擁有若干債權外，實際面臨破產（如事件在封閉環境發生，則他擁有九塊地，每塊地的地價在一元以下），過程即抵押品貶值2引起的崩解，歷史上這一過程本身是無意識過程，評估在過程中自然發生。

但在97年索氏運用邊緣模型使評估按他的意原發生了，最終結果是出現若干負債國，他則在拿回最初的十元後即可保本，而後進行再評估，額外戰果是擁有了對若干資源的控制權和遊戲法則的制定權。

乙方垂涎甲方的實質資產，於是使甲方欠自己50萬，甲方這時擁有資產130萬，其中現金50萬，丙方在乙方指使下向甲借貸40萬，導致甲資金缺乏，乙這時逼債且不與通融，迫使甲方以股權或地產折價還債，甚至被打爆

。結果是乙吞併甲。實踐可形容為乙引誘甲出拳，趁其露出空檔，從而一擊必殺。

分析以上過程，發現邊緣模型的傷害主要來自於它對熱錢的引導，及能影響遊戲過程結果的框架上。外資已形成對華流入偏頗，怎樣管制是以後的課題

97年兩個例外是臺灣與香港,它們比日本更具有東方性，外資在港潰敗主因既中央政府助之重建了遊戲規則。臺灣的運作內情不詳，約是資本體過大，且外債狀況良好之故。索羅斯以仇共聞名，中國大陸向來擁有自己的遊戲規則，本身固有的封閉內涵即是出色的保護。

邊緣模型在日本發生自我評估時失敗了，面對大陸的自我評估，索老無可奈何，主動進行自我評估看來是封閉的固有特色。

正是如此，使邊緣模形的再評估難以連貫反射。

奇特的是美國股市從那開始了長達數年的大上升浪，99年初之前作認為其當在萬二點；當時錯誤地把重點放在流通上，但此項上漲並未發生多少流通，倒是不斷進行著價值與評估的雙向作用。

該機制是，評估與信用構成反射，當資本體發展到一定程度，須以額外資產為根據而進一步再評估（每次再評估的大規模發生都是資本體將改變自己存在狀態的前奏）。

索羅斯的97之舉從一定程度上正提供這樣的一種以額外的資產支付與額外的信用，從而引導某事件的順利發生。該額外的資產由東南亞支付。

事件的真正意義的以智力計畫價初步代替勞力計價，這樣我們又回到了複生公式上了（從複生公式上可得知美國股市所發生的有可能若干年後是毀滅性的），對複生公式的論述，我仍堅持《邊緣與複生》的觀點，沒有別的能更好形容從封閉的傷害走出來，經濟的條躍發展能力，只需把流通率改為評估週期的倒數。

中國的現狀是價值與評估的雙向關連並未出現，該過程如向上發生，須以一點程度的信用為橋樑，以一定程度的資本實體為基礎，也就是說中國的開放才剛開始，只要管制好償債週期，不使之喧賓奪主，並因地制宜地制定自己的遊戲規則，即使進行較大程度的開放，索羅斯之流實質上也是無法在中國欲予欲奪的，他們的行為反而會使中國經濟更好的騰飛，而想主動地促進繁榮，則必須從信用上著手。

中國的繁榮源於他本身的文化特色與歷史經歷，這是誰也照搬不去的，封閉與開放的特色進一步交融，這輛中國開放特快將引發一個什麼樣的文明，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