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1/16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樣一座金融中心城市--香港，參加亞洲金融論壇，我想花一點時間來介紹一下金融這個行業的發展。其中有一個對美國的危機起到作用的一個因素，那就是儲蓄率的降低，或者說缺乏儲蓄。因為大家都知道，當時的儲蓄率幾乎降到了零，你不需要叫一個博士才知道這是一個不可持續發展的方法，但"不可持續"的方法卻"持續"了下去。現在儲蓄率上升了，尤其是美國遇到了很多挑戰。但中國遇到的問題正好相反，中國的儲蓄率非常高，現在要做的是把儲蓄率降低，比如說降到50%。一個事實是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如果將來要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之前要走很長一段路，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中國最大的儲蓄國就是中國，但是有關金融仲介服務的增速最快的也是在亞洲。如果你把亞洲所有的基金、儲蓄活動等等都放在一個交易機制上加以考慮的話，可以發現所有美國或歐洲的金融仲介活動都往亞洲，特別是中國進行轉移。這是由於在東亞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很好地清算了一些所謂的殘餘金融危機的風險"，或者說對於原有的風險進行了系統化的分析，因此使得亞洲的金融環境更加適合發展一些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很難得到健康、良性發展的產業。這樣一種預判那就是西方的一些金融體系，或者說是美國的金融體系應該是更加充分的瞭解到在遇到危機的時候應該怎麼處置，但事實上大家可以看見，在2008 年以後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什麼？那就是美國的金融機構他們的確對這些危機進行了及時的處理，並且對資產進行了重新的配置。
但是，我們經常也會去指責某一些人士，或者某一些機制，說這是你們所造成的。說我環顧四周，我覺得其實十幾個國家對投資的需求是非常強勁的，比如說在發展中，或者新興國家、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幫助人們脫貧，以及幫助全球的經濟實現振興，同時能夠應對全球變暖方面有很多投資的意願。因此，在投資方面有巨大的潛力可待挖掘。但是，我們的失敗在於什麼？那就是整個金融市場的失靈。正是由於金融市場把所有的儲蓄，或者說存款加以處置，使得它的投資方向出現錯判以後，並且出現了風險累計和堆積，就出現了投資動力欠佳和動力無法跟上的劇變，包括在房地產市場上大家看到的一切。比如說大量購買美國的國債，去刺激或增加稅收，對富人進行徵稅等等，這些方法並不能有效防止危機的發生，或者使我們看到的金融安全程度和金融穩定程度能夠得到維持。可以說在有些情況下，在紐約的規管當局和金融監管者並沒有做了他們應該做的工作，使得危機出現了向另外一個方向的可能。
我認為創新也很重要，創新是不言而喻的。鮑爾曾經指出，雖然有創新，但創新沒有實實在在轉化為生產率提升。曾經有一種說法，說美國真正的創新就是創造了一台自動取款機，其實他說錯了，真正的ATM是英國人發明的，而不是美國人發明的。因此我認為現在是很好的機遇，去重新評估全球金融市場。我們並不是說把全球的儲蓄從一個地方搬到另外一個地方，亞洲當然是最好的吸收存款，提振經濟的地方。重要的是如何很好地管理和駕馭我們的風險，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金融市場如何回歸它原有的功能和機制，美國從中吸收的教訓我們必須有一套制度，使我們的金融市場回歸其功能。一個金融市場的功能就是對風險有正確的預判和評估，使我們投資的金融投資和工具免受風險之害。如果你看歷史，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太高了，一次又一次的發生，其實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就是在一次大危機發展之後，40-50年後發生一次有關金融市場或金融機制的動盪或變革。所以沒有那種所謂的金融危機和銀行危機是不可想像的。
美國失業率沒有下降 經濟未真正復蘇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現在我很快、更仔細的看一下歐洲和美國，這兩個地區的經濟相互聯繫程度很緊密，歐洲已經進入到了一個衰退當中，就美國而言我們時不時的在過去幾個月裡面看見一個復蘇的小跡象，但馬上近期又出現下滑了，剛剛出現一個小青苗，馬上又焦了。你看到很多的發言者說，我們需要重塑我們的信心，我覺得在這樣一種精神的指引下，可能我說的話對大家的幫助很大。但是我的觀點就是你以為說一句話就可以恢復信心？但是事實上現場的事實完全跟預期相反，我們分析一下事實是什麼，我再給大家分析。有些發言是希望大家有信心，但回到事實就發現事實並不讓人有信心。給大家舉一個最新的例子，幾個月之前美國的失業率從9.1%降到了8.5%，有很多人說好吧，那我們終於讓失業率下來了。可是你看一下這個資料，你要瞭解一下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美國工人在拼命的找工作，但是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們根本就不去找工作了，當他們不去找工作之後，他們就不會計算為失業，他們當然沒有工作，但他們不在失業率的統計資料當中。所以這種情況沒有什麼改善，從3年以前一直到現在。只有六分之一的下崗美國人才能夠找到一個全職的工作，還有數百萬的工人希望獲得全職工作的美國人找不到，這可能我們看來很小的數字，但在美國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位，這個數位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沒有看到失業率當中有40%的人是長期失業的。
我想介紹一下根本問題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這樣一個基礎的問題是美國需要對她的經濟進行結構性的調整，對某些程度上來說，我們成為成功的犧牲品，製造業效率的不斷提高意味著生產同樣的東西，我們需要的人力資源最少。再看看農業發生的情況，現在在其他國家也發生同樣的情況，在 19世紀、20世紀，那時候大多數的產業工人要在農業工作來生產食物，人們才能活下去。現在在美國，2%-3%的勞動力所生產的食物可以供全世界所有的肥胖患者所食用。所以很多人不得不從農業轉向其他的行業，這就是農業生產效率提高的結果。現在我們在製造業又出現了效率的提升，而製造業效率提升的速度遠遠超過了人們的需求，超過了人們尋找新工作的機會，所以我們要對美國經濟進行重新的調整，但是很困難！讓美國情況更為困難的一點是中國的成功，因為全球的比較優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整個全球的製造業失業率可能慢慢會下降，但是歐洲和美國的製造業當中的人數占全球製造業工人比例會不斷下降，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對此，我們似乎還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這個問題在美國的危機的影響下變得更為嚴重，危機之前我們在房地產當中投資太多，現在在危機過後，房地產的價格下降了30%，我覺得房地產價格不可能很快回到原來那個水準。有趣的是其他部分的投資，包括軟體和硬體的投資，現在可能已經回到了危機前的水準，這部分已經得到了恢復，但是房地產這一塊恐怕沒有那麼快恢復到正常的水準，因為產能過剩的緣故。
第三，在危機前美國出現了一個過度的消費，而儲蓄率是零。我想簡單算一下，如果儲蓄率是零，這只是一個平均水準，一個平均數。這就意味著可能在這個房間裡面的人你們存了很多錢，然後你看一下美國最有錢的20%的人，他們的儲蓄率是15%，但要知道平均水準是零，而又有人儲蓄率是15%，肯定有人的儲蓄率是負的。美國最下層的60%的人，他們的消費是自己收入的110%，為什麼這個很重要？即使我們去杠杆化了，我們已經不可能恢復到消費我們收入的 110%，這是不可持續的，我們希望我們的銀行系統能夠意識到這一點，不要鼓勵人們將自己收入的110%給消費掉。有時候你們可能聽到說美國的消費者又開始消費了，這裡面會有一些波動，有時候消費會上去一點，有時候消費會下來一點，但是我希望美國消費者不要回到零儲蓄率的水準，美國其他的一些問題也非常嚴重，這對美國來說債務還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美國現在短期的利率接近0，長期是2%-3%，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通脹非常低，而美國真正問題就是缺乏需求。你要問一下財政赤字最大的一個產生原因是什麼？就是經濟的疲軟，其實坦率的說，要讓美國人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讓美國的經濟重新運轉起來才能夠解決赤字的問題。實際上在1997年的危機當中，我知道唯一一個對宏觀經濟給予足夠注意的國家就是中國。我們可能會持續去忽略經濟學當中的一些基本規律，在危機之後公共部門已經縮減了70萬個工作崗位，增加了失業率的資料。但是對美國來說，其實在過去25年的時間裡面，我們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太低了，如果每個人去過紐約、甘迺迪機場就會知道我的意思是什麼了。現在我們幾乎在沒有成本的情況下借到錢，然後建造很多的基礎設施，而且回報很高，但不幸的是我們的政治家、政客們沒有看到這一點。如果你持有這種觀點的話，我們還會談到經濟學當中一個基本的術語，那就是財政支出的乘數效應。但是現在這種意識形態的鬥爭、政治的鬥爭沒有讓這種乘數效應能夠發揮出來，我對現在美國的政治過程不是感到非常的樂觀。
新興市場金融體系和市場必須要有監管體制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人就說了，既然每次都會有危機，為什麼還要監管呢？就讓危機發生吧。我們實施監管的主要目的是什麼？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危機發生頻率越來越高，因此對於過高發生的金融危機必須要有一套監管體制。曾經有一個作者寫過一本書，講到危機發生的性質和頻率，他說出了很多週期，比如說在過去的幾百年當中，每10年劃分一個週期，對危機發生的性質進行了分類。我的發言時間相對比較有限，時間比較短，我只能在有限時間當中給大家一個框架，留下一個初步的概念。我的發言重點是金融體系和市場必須要有監管體制，尤其在新興市場，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後，包括香港、中國大陸、印度、巴西等都這麼做了，其實很多國家早於2008年就已經從很多事件當中吸取了教訓，比如說之前他們遇到市場不透明、機制傳導不靈便等問題，早在1997 年的時候，有很多國家理應吸取教訓的時候沒有教訓，所以沒有吸取教訓的國家在2008年之後必須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了。自從2008年危機發生之後，是新一輪發展之後的最大一輪危機，關鍵是我們現在處於什麼階段呢？我們應該往什麼地方去呢？其中有一份一周之前美聯儲剛剛發佈的報告中提出，我們這場金融危機還沒有過去，其實他們還不知道未來會不會出現什麼，所謂的泡沫是大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比如說房地產市場、金融市場等等都會有很多泡沫存在。如果我是在和另外一個經濟學家對話的話，我會說可能有些時候經濟學家，像央行所提出的經濟模型和經濟發展模式是必須要進行調整的，不能指望一個模型去解決所有的問題。如果每個人都對一個危機發生的基本機理和風險處置的能力，包括它的影響數學方面的因素進行調整和計算之後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那將是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對於美國來說，如何能夠確保在不同體制之間建立起一種互動和聯動的機制，將是非常的重要。我覺得對於經濟學家來說，計算尤其是數學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世界的某一個地區所發生的事件，如果沒有一個非常良好的計算體制和公式去對這些因素加以計算的話，沒有很好的一套機制的安排，一個國家的問題很有可能在很快、很短的時間當中蔓延到全球，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發生的一切。美國把它的第一個住房貸款危機因素打包傳到了全世界，包括歐盟，歐盟這次也同樣發生了一樣的事情，如果歐盟那個時候也添一點亂子，我們看到的危機會比現在更糟糕。所以那些所謂的毒性極強的，帶毒藥的房產抵押貸款就像瘟疫一樣的東西遍佈在全世界，我們要感謝歐盟那時候沒有添亂子，這是過去幾年當中看到的一個現象。
另外一點，加拿大的一位政策監管委員會的專家曾經說過一句話，他意識到了那些監管不力或不足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比監管過度，或者在不恰當的時候做出一些錯誤的調控和災難要更加深遠和令人沮喪得多。在整個2008年期間，從危機的開始，應該說從2007年就開始了，如果你看一下美國經濟的損失，其實是可以以幾萬億美元來計的。如果是規管錯誤或監管不足，本身就有可能使經濟損失呈幾何倍數的放大，成為了一種放大器。而這種放大效應可以說會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國家單一應對和可以想像的範圍。
第三點我想談到的是，在美國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有關金融規管法案本身並沒有走得太遠，在我們國會的時候，我們發現有很多代表，當然有很多代表來自于銀行業，他們都同意說原來兩大銀行的問題，或者說這些困難其實依舊存在。在2008年和2009年，那個時候政府應該採取更加多的措施，或者說應該採取更加具有說服力的，以及更加具有責任心的措施積極應對在災難出現以後的各種情況，但是在某些地方可能出現了疏忽。所以，有些地方我們的改革力度比較遲緩，或者說金融法案的推廣力度並不是非常之強大，所以可以說在發生初期耽誤了一些時間。我們如果不對具體事件引起足夠重視的話，可能對未來出現的新危機帶來消極的影響。這又回到我對金融市場的一個判斷，因為這兩大倒閉了的銀行他完全可以對整個金融市場帶來非常巨大的波動，而美國政府必須要為此付出巨大的補貼或資金的支援，以確保其他搖搖欲墜的銀行能夠獲得更多的貸款，同時能夠渡過難關，渡過嚴冬。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CDS的衍生品需要更多的透明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證據是如果問一下誰將會為希臘的違約買單呢？比如說所謂的CDS、保險公司、銀行證券公司等等的，誰是最終的買單者呢？為希臘的債務違約買單呢？其實誰都不知道。其中很有意思的一點，那就是歐盟央行的觀點，這樣一個改革應該是自願的。如果他不是一個自願的，他會帶來一個危機，如果成了一種危機或一個問題以後，會導致新的問題。如果你購買了保險，你希望那個保險公司做什麼呢？你想不想最後從保險公司當中獲得賠付呢？如果你的損失額度超過了50%，你當然希望你的保單為你帶來足夠的回報。可央行說不希望這樣的保險政策，希望你花錢買保險，但是你們的債券50%的金額是沒有保證的，你個有道理嗎？沒有。如果CDS就是給你保險的，那就變成了CDS，CDS是一個賭博，這是沒有道理的，人們就開始因為缺少透明度導致整個信用市場出現問題，就像2008年一樣，沒有人希望出現這種情況。可是很顯然，歐洲央行沒有充分監管這樣一個領域，同時把銀行的利益置於主權利益之上，置於結構重組的利益之上。
歐洲財政緊縮政策就像相互自殺
斯蒂格利茨：我們再看看歐洲的情況。我想知道唯一一個可以用來描述歐洲的情況，歐洲的狀況非常糟糕。歐洲希望通過更多的出口來解決自身的問題。唯一刺激他們出口的是獲得低匯率的貨幣，在歐洲的國家普遍狀況都不怎麼樣。其實美國和歐洲都在相互的競爭，看誰在經濟政策上更糟糕，現在歐洲已經超過了美國。歐洲這樣一些情況也會影響美國經濟的復蘇，我現在說一下歐元和歐元危機。歐元剛剛成立的時候，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持有一種懷疑的態度，經濟學上有一篇文章，談到了貨幣的一些情況。只有在非常嚴格的條件下，幾個國家才能使用一個共同的貨幣。再看看這幾個條件，歐洲沒有找到這個條件。歐元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項目，歐盟的領導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問題是在於這些政治家們沒有能夠真的建立這樣一個讓歐元運轉的政治架構，我希望他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我希望他們能夠認識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必須要完成這樣一個政治框架的搭建。當然，出現問題的時候沒有人想到這些問題，當危機出現的時候，當2010年1月份希臘開始出現國債危機的時候，我當時就希望歐洲會把這樣一個政治框架搭建完成，以便能夠讓希臘實現持續的增長。
但是，實際上他們卻緊縮了自己的財政政策，這樣的話經濟增長的機會都被扼殺了，債務和GDP的比例還是不斷地增長、不斷地增長，顯然增長到了一個不可持續的狀態，直到我們遇到現在這樣的狀況。不幸的是，隨著危機不斷地發展，儘管我們看到財政緊縮導致經濟的衰退，但一次又一次我們談到的答案是更多的財政緊縮政策。這讓想起中世紀的藥物，中世紀的藥物當中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放血療法，從一個人體內把血抽出來，因為知道人的體內有一些毒素，把血抽出來這個人就可以復蘇，可以恢復，但問題在於把血抽出來，這個人會病得越來越厲害，那時候醫生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要抽出更多的血，導致這個病人奄奄一息。這就是歐洲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我這裡說的是"相互自殺"的路徑，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在使用這樣的方法，就是財政緊縮，之所以有人說這是一個解決方案，如果你看一下兩個儲蓄危機的國家，西班牙和愛爾蘭，他們危機前財政是有盈餘的，他們什麼都對了，財政、GDP比例很正常，什麼都做對了。當然，他們沒有管制自己的金融市場，創造了很多泡沫，但是他們的理念就是不要對金融市場進行更多的管制。所以他們根據所有正確的理論做了很多事情，但他們現在的狀況卻非常糟糕。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那樣，就像美國，有一些人說我們在歐洲需要的是信心的恢復，只要經濟不斷地下滑，我們怎麼會恢復信心呢？這種狀況會不斷持續下去，直到他們改變經濟發展的軌跡。
他們會不會改變經濟發展的軌跡呢？我不這麼認為。接下來的問題是所有這一切將如何收場？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們現在的討論是，什麼是結束歐元最好的辦法？或者是歐元會以什麼樣的形式謝幕？從2008年開始西班牙的失業率高達80%，當普通民眾說這一切都太離譜了，這才能影響到歐洲的政客們。歐元現在就像大衰退當中的一個金本位的制度，而那些放棄了金本位制度的國家，比如說阿根廷恢復得更快。現在是歐盟很多國家為他們各自設了一些限制，因此有一些國家會為此付出比較重大的代價，或者遭受比較大的苦痛。還有一點是歐盟銀行拒絕成為最終償付的結算銀行，包括這個主權財務基金等等。這會加速整個基金向前發展。但是有一點是我們可以放心的，什麼時候、怎麼樣結束這場危機我們都不知道，但有一點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整個國際金融市場，一個比較重大的動盪，如果這個問題沒有加以處置的話。
我們馬上回到亞洲。亞洲應對一個不確定時代的波動性擁有非常良好的基礎，他們可以相對的獨善其身。從世界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能夠獲得自己的一片發展空間。但與此同時，我們各自政策的結構和框架能夠?明我們去應對，並且很好地抵禦了未來有可能發生的經濟增速的放緩、經濟危機等等這樣的情況。亞洲國內市場非常之巨大，我相信他們可以即使是發生金融危機和混沌都有可能發展。但這需要我們對機制和體制進行非常嚴密的監控，我也相信亞洲的確擁有資源和工具來看待這些問題，對亞洲和全球來說都是有好處的。
斯蒂格利茨：我對評級持非常批判的態度
主持人：您對最近的歐盟主權信用評級下調怎麼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說一下，我對評級持一個非常批判的態度，對於A級，特別是對那些原來給所謂F級的給了A級，原來給A級給了F級，這好比是金融當中的點睛筆，金融當中原來的垃圾股都可以讓你點成績優股，我決定要有一種進程。尤其是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之後，這一點顯得非常重要。我們現在以美元作為計量單位，所以我們現在探討的問題是是否美國真的值這個價？如果這些評級機構與市場普遍的反映，或者姿態不一樣的話，他們會做出一個解釋，為什麼會這麼調，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做出這個解釋。因為其實這EFSF評級的下調只是一個例子，是為了能夠無中生有的做出一些姿態的表示。
提問：教授先生，你提到了在金融市場應該有更多的監管，也必須要清潔整個金融市場，我想說的是這個市場當中缺乏一定的透明度，同時它還缺乏一種所謂的道德資本主義或道德的血液，您對此是怎麼看的？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但不幸的是許多金融機構和體制，他們賺錢的目的，或者他們之所以賺錢，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透明度。可以說透明度在他們的議事日程當中成為了一個可以被壓縮的事項。如果你能夠賺錢，你就可以規避那些所謂的競爭。在這裡可能會有一些無法理解的地方，因為這可能是我們帶來的所謂透明度不夠的最好注解，他們與其這樣還不如保持模糊，使他們能夠規避競爭對手的威脅。特別是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組成人員和組成組織，他們應該恢復的是道德資本主義的原本。我們可以看一下在採礦業當中，那些礦主他們寧願選擇忽視採礦帶來的環境污染的結果，而堅持要把礦給開出來，因為開礦對他們來說，只要你需要支付礦工非常低的工資就可以完成自己在產業當中地位的捍衛，這在金融市場當中也是一樣的。
提問：我想提兩點。您覺得對那些西方的，特別是倫敦和紐約的仲介金融機構如何才能夠讓美元保持現在的地位而不會繼續惡化呢？或者說您如何看待作為儲備貨幣的長遠發展規劃？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覺得讓美元作為一種儲備貨幣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在整個20世紀就是歷時。包括法國總統薩克齊等各國元首在內的各國領導都在探討這個問題，尤其是G20峰會當中薩克齊總統談到，這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的談論話題。但不幸的是，G20沒有達成一個共識，因為如果有一個國家提出了否決的動議或提出了反對意見，整個G20機制就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所以，可以說最終他們仍然是對全球的儲備貨幣體系的改革方案出現了一個投票的否決權。我覺得其實你可以提出這樣或那樣的體系、機制，但最終這些體系不能指望解決所有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與其提出一個具體的機制或體制，不如提出一個思路把問題解決出來。
提問：我來自於三藩市，我想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中國，中國儲蓄率非常高，中國消費者現在有比較高的消費能力，你覺得現在隨著美國和歐洲的情況發展，你對於在中國的發展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覺得中國的儲蓄率已經開始下降了，而我這裡指的是整個GDP當中的房地產比例，或者房地產占整個GDP的比例在下降，這已經在逐步發生。我和政府部門之間談論之後，他們給我的感覺，他們認為中國公司在不斷提高，而且出現了其他份額占GDP的比重在上升，這是非常欣慰的。如果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仿效美國式的消費，他們的未來肯定會被蒙上陰影。因為全球變暖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會發生什麼呢？認為未來的消費模式是非資源導向的，不以犧牲或消耗大量的資源作為代價的，包括有限的資源、有限能源的消耗不應該成為未來消費模式得到充分發展的基礎。
提問：您一直主張採取非常嚴厲的措施解決現在的問題，是否在環境保護和全球氣候變暖方面也採取非常嚴厲的措施，尤其是抽血和換血計畫，是不是應該投入更多的資金，使得頑疾得到遏制？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通脹不是現在要考慮的問題，未來會成為一個問題。在美國我希望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以至於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現在我不會把它當成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更加擔心的是隨著經濟不斷地走低，我們可能會縮減在人力資源、技術，以及在環境方面的投資。在美國，我希望我們能夠這麼做，但是如果在哥本哈根我們達成了一個高價碳稅的協定，它將會引導大量的投資進入經濟，來修補經濟現在的漏洞，會刺激交通運輸業，刺激經濟健康產業健康、向好的發展，對經濟刺激又是好處的。這其實是真正的機遇，也是世界經濟發展之路的所在。
主持人：非常感謝你們的問題。
中國GDP放緩是好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來到亞洲，來到香港，我感到非常高興。我來自美國中西部，那個地方的人們充滿著樂觀主義精神。但不幸的是在美國、在歐洲我們現在比較缺少樂觀主義，我們必須在亞洲尋找這種樂觀主義的精神。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你們當中的很多人可能會知道，經濟學就是一種所謂痛苦的科學，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我們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感到集體的悲觀和難受。我今天要和大家講一下歐洲、亞洲和美國的情況，是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做一些發言。
在座很多人都來自于金融行業，當股市上升的時候，你們會感覺不錯。像失業率、GDP、福利、不公平的現象，這些也是我需要觸及到的一些內容。從長期而言，這些問題都會同時存在，但在短期可能這些問題不會同時存在，這是現在在美國特別明顯，因為我們的利率非常低，我們希望股市價格保持在高位，我們希望能夠降低失業率，但失業率仍然非常高。對於利潤率而言，低收入對公司來說是有好處的，但長遠而言用低收入刺激就業對美國的消費沒有什麼好處。我不希望我的發言給大家太多悲觀主義的感覺，現在這種中間層的家庭收入跟15年前持平，但是能維持這樣一個收入還是人們更努力工作的結果。有些人是全職的工作者，像今天在美國的收入和1978年時候的收入水準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差不多30年前，也就是說沒有什麼收入增長，對一個典型的美國人而言沒有任何收入增長，主要的福利都已經到了一些富人手裡，我相信有些人就坐在這個房間裡面。當然，你們必須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處於同一個處境。
來到亞洲，關於中國的增長，也讓人們比較關注現在中國的GDP增長稍微放緩了一點，對我來說，如果從歷史縱深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關注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其實9%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增長。幾年以前，沒有人認為6%的增長率是可能的，但是現在人們對於GDP增長能夠回到9%，甚至回到8%感到非常的高興和滿意。我希望大家對這個數字能夠有一個正確的看法，因為這個數字的確是非常不錯的，令人感到很滿意。同時大家應該從歷史的角度看待這些問題，你才能夠對這些數位有比較宏觀的認識。在1820年，亞洲的GDP份額占全世界的45%，然後出現了殖民主義，出現了不平等的貿易時代，出現了工業革命，之後的結果是什麼呢？那就是亞洲的GDP份額從45%降到了20%。在過去的15-20年當中大家可以看到出現了一個微調和校正，把過去200年的數字調了過來，我們認為亞洲是值得祝賀的，亞洲回到了全球GDP原有的份額地位。所以，在我接下來要談的全球化環境當中看待這個問題顯得尤為中國，亞洲尤其是中國很有力量、意願去規管和駕馭這些力量。
在很多方面，中國的經濟放緩是好事情。比如說我曾經擔任過有關社會進步和經濟績效表現委員會的主席，那時候我們有一套如何看待GDP增速的方法。有些時候經濟的放緩和GDP的關係我們會有一套比較好的衡量工具和測算方法，但更廣泛的意義來講這種經濟增長是我們預期的，也是我們所期待的，這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或者說能夠實現在其他行業更為長遠的發展。在我的印象當中，像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等等的放緩速度是為了今後更好地發展。現在正在發展著的一切會對未來產生積極的影響，比如說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當中，當時有一個提法，經濟轉型從出口導向向內需導向型的經濟，這樣為中國內生動力的創造提供更好的基礎。所以，有關這樣一種溫和的放緩，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在於中國的進口仍然是保持非常強勁的增長勢頭。就是我們所謂的放緩，無非是指出口速度放緩，而這個速度低於中國進口放緩的速度。中國進口仍然保持強勁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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