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增長方式市場經濟和經濟學革命

作者:譚偉東
日期:2010/08/16

轉變增長方式，在經濟學上叫由粗放增長轉入集約化增長軌道。前者經濟增長是種外部簡單擴張式的增長，主要靠倍增或比例增加的投入要素，例如增加勞動力、資源與生產資料的規模投入擴張加以實現，後者經濟增長是種深化內涵性的內部爆發性的有機增益式的成長，主要靠提高科技含量、創新水準和管理績校來實現。中國式的轉變增長方式，從中央與國家戰略舉措與指向看，應遠遠超出上述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增長方式轉變。因為其核心是在生態文明基礎上，實現高水準、高技術、高福利的可持續性的增長和發展。這裏的發展意境包含著超出經濟學範圍的社會學甚至政治學等其他含義與要求，而科學發展則更加顯示出增長方式的有機、自然和高效含量。

一、轉變增長方式是場經濟革命

資本主義的早期，包括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主要靠的是粗放式增長，而且是野蠻殘酷，並且靠殖民掠奪的羊吃人，甚至人吃人的粗放式的侵略擴張型增長。而當工業、產業、技術優勢基礎上的規模經濟、領域經濟、積聚經濟出現，並逐步形成了外部經濟和內部經濟合流時，為了最大化的收穫內外部經濟效益，並抵制外部與內部不經濟的耗散，資本主導下的增長，就內在化的一步步向集約化型增長軌道加以轉變。

首先，這種轉變依賴于熊彼得的所謂"建設性的毀滅"（constructive destruction）來完成，即通過週期性的大規模的結構性的經濟危機，進行不斷的落後淘汰，過剩處理，技術更新與產品升級換代，甚至進行不斷的管理與治理結構重組、重建，藉以強制性地為轉變增長方式在微觀和中觀層面上打造並開闢道路。

其次，依靠創新形成獨特市場利基。獨特的商業、技術與經營利基帶來價格等收益壟斷優勢。市場獎優的價位與價值鏈占位引力，鼓勵不斷的技術開發和經營創新。這種創新存在可能形成技術的中、長週期，同基礎設施與產能一道，形成同上述週期性的經濟波動，也可能在局部、微觀領域存在，完成各個不同的生命週期，從而呈現微觀、中觀起伏不定，層次不同的增長方式的局部增長極與增長點。

第三，為了抗衡馬克思揭示的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凱恩斯的資本收益遞減定律，從而投資不足的經濟長波與大勢，同上述的創新衝動形成匹配，資本有機構成呈現不斷提高的趨勢，從而增長處於資本與技術含量不斷強化的過程之中。這一經濟過剩當然也同人力資本和工資待遇不斷升高的壓力有關。結果，無論是資本追逐同質價值無限增量的運動本性，還是資本運營內外趨勢與環境壓力，都促使微觀生產與經營結構的集約化傾向。

到了形成和出現生態危機和環境壓力時，生態與資源的脆弱性，已經使得傳統的資本主義增長方式面臨資源與生態匱乏乃至人類家園毀滅的壓力甚至威脅。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就由於地球村理性和資本經營可持續性問題，而不得不採取更加積極的方式加以解決。零增長的羅馬俱樂部的理論與戰略設想，僅僅被當作學者們的自我把玩。現實的不斷增長的經濟採取了兩種根本方式：第一，為了保全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本身的藍天、碧水、清潔空氣和可再生資源與環境迴圈，他們不惜嚴刑峻法，通過治理污染，污染處罰等手段，在短短的數十年間，促成了產業結構的清潔化，工業經濟後工業化，製造業經濟組裝－創意－商貿化，整個國民經濟知識經濟化；第二，但虛擬與服務經濟必須有一定的實體經濟相托、相支撐。於是全球化、產業轉移，在其下的外貿與外包形成空前的國際經濟潮流。發達國家由此一方面清潔了本國的污染源、高能耗、高材料耗損基地，另一方面把未來污染源的損耗基地轉移給了發展中國家。

綜上所述，無論是就技術經濟構成與基礎，就效率經濟獲取和打造，還是就福利經濟的分配，甚至國際福利分配而言，資本主義增長方式的轉變，都是一場利益攸關的深刻的經濟革命。不但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它是血與火的伴隨物，即令在當今的這種國際經濟生態配置中，同樣是異常殘酷和令人觸目驚心的。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樣是場硬仗、惡仗，是場經濟革命，而且難度比之發達國家的還要更大。因為對外，中國不會選擇那種以鄰為壑的經營方略，對內中國要牢牢把握發展的成果為全體人民所共用的原則。

首先，中國經濟安全和約束要求中國在不太長的時期裏，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這要求經濟轉型，產業結構升級，產品更新換代。無論是世界能源危機，材料與環境危機，還是貿易條件的可能惡化，貿易戰、金融戰、貨幣戰的更加大規模的展開，都要求中國加速遠離傳統的廉價的國際大循環。把創意、商貿等最終價值實現和其他的價格高端的行當留在國內，留給自己。並同時，全面防範糧食危機、能源危機、材料與資源危機，甚至淡水資源危機等可能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在金融海嘯和美國經濟的貿易結構調整的趨勢之下，經營和強化內部貿易並加大獨立自主的全營性經濟，既是明智的安全的，也是有利各個方面的。

其次，中國製造業與主體經濟規模巨大，人力資源大軍更是世所罕見。這些都可能成為長期可依賴的戰略經濟資源。如此規模與儲備之下，進口替代和內需產業鏈拓展本身，就是一個無限的發展空間。外貿與內貿不同，外相與內銷有別。外銷與內銷市場偏好性價比指向、結算方式都會不同。習慣於外向、外貿的會發現外銷簡單內銷難。這就是熟悉同類同業競爭困境。這就會強迫高水準的創新博弈生成。

二、轉變增長方式是場經濟學革命

經濟學無論主流，還是非主流，其文獻都涉獵到相當的增長與發展經濟學方面的內容。內嵌式增長理論在聲望上早已替代了大道式增長理論和路易斯發展理論。儘管二元結構理論在國內似乎還是某種政策上的出發點。中國媒體與非專業性的或相當的頂著主流經濟學宏觀大師光環的，每每以增長三駕馬車論，而顯示出對增長經濟學的無知。從學理上說消費、投資與進出口僅僅是統計帳戶平衡公式意義下的分類性的"增長源極"，根本不是實際經濟增長極。在辯證經濟學思維體系之下，消費僅僅在當存在著消費資料與物品需求不足缺口，從而從價值實現和利潤獲取意義上，無法達到最優均衡經濟配置時，才能因短板決定原理，而被免強視作增長極。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源永遠是儲蓄－投資，資本構成的進步，技術創新與進步，管理績效提升，或制度、尊嚴、人際和諧等文化與經濟軟實力所帶來的效率提高。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源遠流長的"興利"與"除弊"兩大源泉，就是增長的真實源泉。其中，"除弊"包括降低交易費用，優化稅賦，節約交通運營成本，限制壟斷（如漕運、鹽政、鐵政）等等。

無論是資本主義經濟，還是社會主義經濟，無論就規範經濟，還是實證經濟理論而言，零增長都是不可接受的增長方式。零增長本質上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簡單再生產而非擴大再生產。這種原地踏步式的經濟增長無法滿足當今經濟制度的社會目標函數要求。而高速增長，至少是適度高速增長，已成為各國為滿足人口增長，人均福利增加，社會日益複雜的需求結構，競相追逐的戰略目標和執政基礎。事實長上，零增長範式僅僅在下述兩種假定下，可能被普遍接受：第一人類社會的經濟行為，已經在地球村和基本生命圈和環境下，達到了自然代謝的臨界點，任何進一步的加速增長，都將導致人類面臨滅絕的災難性後果。為了長遠的人類目標，可以或不得不接受零增長。而普遍的零增長還需假定，各國在採取政策對應時是不會出現所謂的"囚徒困境均衡"的；第二零增長已經在結構和品質上發生了變化，從而，零增長已經不是同質同樣意義下的簡單再生產，而是更高級的、高品質的再生產。這第二點在相當的歷史時期，尚看不出存在任何新型的重大的科技革命，例如納米技術類的材料革命，生物－生命技術革命等，可以帶來這種意義上的社會變革。而關於第一點，儘管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觀點已經深入人心，但資源與材料枯竭與危機的警戒線，似乎尚遙遠。大自然自身的不確定性、神秘性和週期性，遠遠大於科學家現今能夠預測、解釋和證明的。例如，全球增暖在未來的趨向就很有可能被全球趨冷所替代。而古氣候的起伏週期性的大自然演化，遠遠超出了人力影響所致。

不管真實的大自然法則是否如此，生態文明和科學發展已經成了當代的政治共識。而生態資本主義無論如何是無法在全球系統和世界體系下走出困境，因為其無限的資本獲利性和擴張性，充其量只能採取嫁禍於人，也就是真實代價與成本轉嫁通過跨國加以完成。那麼，生態馬克思主義當如何通過科學發展觀，而在中國加以完成呢？

首先，生態是種公共資源，因而也就是一種公共產權。在主流經濟學的市場經濟下，價格機制、資訊機制和謀利性的理性制約之下，只能發生公地悲劇。儘管科斯定律試圖通過徹底產權化來解決外部不經濟的類似問題。然而，科斯的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就根本是無稽之談。而且，生態的交易成本不但不為零，可能反倒幾乎是無窮大。第二科斯定律在嚴格意義上是來自於其試圖界定市場與企業規模和兩者各自的合理聯接在哪里的經濟學問題的，因此，其是解決微觀外部不經濟的問題。即令後來科斯的社會成本理論，也是旨在解決微觀問題，而生態不但是宏觀，而且是超宏觀的國際與全球性的問題。

這大略表明西方最現代的主流經濟學，從源頭、本體、學理和方法論上，並沒有也無力解決真正的現代生態倫理意義上的增長方式轉變問題。哥本哈根上的歐洲遺老式的傲慢無禮，歐美雙重標準的"弱智"及其面對金磚四國一致的無奈，並非僅僅只是其一貫的歷史傳承與文明性格，也是其利益攸關和學術困惑的雙重折磨所致。

中國的和諧世界，平等共承，共贏互利，既繼承了中華古文明的國際關係優良傳統，又注入了新鮮馬列主義時代精神。如果能夠在防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確保中國在世界財富戰中立于安全地步，則中國增長可能創造更易於為世界接受，並在全球均衡發展，消除世界現代化發展增長方式陷阱，取得優於歐美模式的地位。

但這僅僅解決了國際財富增量分配的合理性問題，並未能造成生態集約的新全球發展模式。在這方面的創新，中國傳統的農業集約經營，高超的靈活的手工藝集約經營和有機性的科學技術創新，可能獲得新的巨大的發展天地。

事實上，包括科學誕生、工業革命、軍事與商業革命、文化復興與人文思想革命，甚至政治與經濟學現代革命的源頭，也包括藝術文明的現代源頭，都在中國或東方。全球的技術發明文明古國和實驗科學先驅也在中國和東方。而中國的非西方式的"知識產權"，恰恰有可能成為後現代化同Copy right 相對立的Copy left真正世界源頭和成功範例。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博大精深，形成了其宏大的治國平天下的經世致用之學，又包含著同農、工、商、學、兵和社會各具體部門與學問相關的微觀實務與政策，同時又同人性（如宋明理學與陽明心學等）、哲學、倫理、文化華形成緊密的聯繫。而中國古代經濟的三大教條：貴義賤利、重本抑末、黜奢崇簡，就是一個既包含價值判斷，又統合實際運作，既重本又平衡末，既富足又節儉的完整、辯證體系。如何追求理性增長目標，如何在文明自足自滿的可持續性下，形成效用最大化，如何使增長與效應形成科學有機組合，使增長不再變成單純的數字遊戲，指標象徵，使增長及方式形成有機性的效用最大化，需要一系列的革命性的經濟學新規範與突破。

其次，增長方式轉變既涉及到制度，又涉及到人，而人員又區分為決策與執行當事人。制度變遷具有顯見的路徑依賴性。而人的行為既是制度的函數，又是價值觀的體現。諾思的制度經濟學，顯然是個良好的開端。然而，就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換而言，經濟學傳統顯然乏善可陳。基於市場選擇與制度決定下的西方經濟學，弗裏德曼不過是在全盤接受，甚至高聲讚美自由選擇之後，僅僅聲稱"

貨幣最重要"，要政府當局只是依照大拇指法則，管好3％左右的貨幣增長即可。而新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索性乾脆認定，就制度理性王國而言，人力基本無能為力，只能任由社會自發選擇、演化與碰撞。由此可大致看出，當涉及到增長軌道轉型這樣的複雜、深層的制度變遷和行為變化問題時，傳統的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是通過制定約束假定，而將其排除在經濟學研究之外的。新制度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則通過制度理性設計的有限理性，也從根本上將其剔除掉。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學，顯然無論從目標函數，還是增長路徑及其財政金融手段配置等方面，都在理論上可以完成增長方式的轉變。歷史上的所謂計畫體制下的粗放擴張現象，並非是計劃經濟機制與經濟學無力，而是當時的低水準製造與工業化下的趕超規模經濟要求所致。此外，與之相應的人口資源與就業公正，也只能進行那樣的公共選擇。

過度計畫，尤其是長官意志下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機制，會喪失市場調節活力。過度市場經濟，又不但會造成可能的制度顛覆，而且明顯無力解決了兩極分化等的其他社會不公。計畫－市場經濟，即有形－無形之手混合機制是具有優越性的。單單就威廉姆森的資產專用而言，通用性普通大眾交易者，適應市場經濟，而高專用性、小批量交易的，則適宜計畫和企業經營。微觀、中觀和宏觀，也都是如此。計畫－市場經濟能夠走出新路。而與此相關的經濟規律與學理建構，自然會引發和需要經濟學革命。